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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泉州是座闪烁中华海洋文明之光的城市，创造了古代中华海洋文化的辉煌

（一）泉州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摇篮之一，孕育了史前及舟船时代古老的海洋文化

随着“一带一路”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泉州学的研究已从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期延伸到中华海洋文明的早期形态及它的起源与发展。

生活在台湾海峡的泉州古闽越土著先民，是个擅于牧海耕田和扬帆远航的航海民族，台湾海峡成为泉州先民生活的家园、海洋文化的摇篮和海洋文化传播的驿站，他与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份的先民，共同创造了古老的中华海洋文化。随着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华海洋文化影响到了东亚、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等区城，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文化来源，这一文化现象被称为“亚洲地中海文化圈”。

台湾海峡是泉州先民远古生活的家园。两万年前的台湾海峡曾经是大陆的一部分，是远古泉州先民通往台湾岛的一个坦途。古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以及许多证据表明在距今1.2万年前结束的末次冰期，随着海平面的下降，海水平均深度只有40米左右的台湾海峡大部分暴露于海平面之上，只剩下澎湖海沟的南段与南海相通。那时候的台湾海峡成为草木繁盛、生机盎然的低洼陆地，成为动物和植物生存的乐土和家园。石狮渔民在北纬23度30分到北纬25度，东经199度20分到东经120度30分的泉州外海作业区范围里面，从海底打捞出来的动物化石中，发现了一件疑似古人类的化石。1999年8月中国社科院贾兰坡院士核实确定为古人类晚期智人的肱骨化石，保留长度为331毫米，并将其命名为“海峡人”。2005年3月中国社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福建省考古队专家再次从该海域捕捞上来的化石中发现了一件“海峡人”的右胫骨化石，保留长度为93.5毫米，年代与1999年命名的“海峡人”化石年代接近。同时专家还发现古人类利用动物骨骼制造工具的证据以及在骨骼上进行人工打砸、刻划的现象，成为“海峡人”在远古家园劳动和艺术生活的一个生动例证。此外，在这个区域，石狮渔民还捕捞出1500余件，种类共计28种的涵盖北方寒温带、华北暖温带、长江淮河流域北亚热带以及福建南亚热带的陆生哺乳动物的化石，台湾海峡为“海峡人”和古动物在冰期和间冰期从福建迁徙至台湾岛，提供了往来的最近的通道。“海峡人”或是生活在台湾海峡的泉州先民成为踏入台湾岛的先行者，台湾海峡成为“海峡人”等先民生活的共同家园。

台湾海峡是泉州先民创造海洋文化的摇篮。在史前及舟船时代，泉州先民以舟为车，以辑为马，牧海耕田，开拓海洋，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台湾海峡成为泉州先民创造海洋文化的摇篮。200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晋江深沪湾旧石器考古新发现”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对深沪湾发现的7处旧石器时期的36件旧石器标本进行评审，确定为距今80至50万年。2007年3月，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主办的“晋江深沪湾旧石器专题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深入进行，该研究对东南沿海古人类的迁徙，旧石器文化的传播以及现代人的起源都有积极的意义。2009年9月在晋江深沪湾潮间带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旧石器87件，有石核、断片、碎片和石器4种类型，动物化石有亚洲象和水牛等，文化年代距今天是1.5万年左右。从遗址周边2万年前的古牡蛎礁和7000—6000年的古森林遗址等对比分析，对泉州先民早期的生活环境以及海洋生产活动等方面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泉州沿海蚁山、音楼山、庵山及金门富国墩等地的考古发掘，其反映出来的海洋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时间维度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蚁山、音楼山、庵山这三个沙丘贝丘遗址都有较厚的贝壳堆积、印纹陶器、石锛等海洋文化层堆积物，其中音楼山出土的包括鲨鱼脊椎骨在内的三种鱼类，个体大于10公斤，显示出泉州先民渔猎经济生活和捕捞大型鱼类的海洋生活技巧；晋江深沪湾庵山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海生贝壳、陶片标本等比音楼山多，特别是青铜鱼钩、石范、干栏式建筑的夯土墩，进一步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涵，成为东南沿海最具代表性的沙丘贝丘遗址，形成了独特的泉州沿海带“蚁山-音楼山-庵山-富国墩”宝贵的海洋文化遗存。

台湾海峡成为泉州先民走向海洋的文化驿站。台湾海峡让泉州先民从史前走向了舟船时代，无论是在泉州区域的考古发现，还是在福建省内像福州昙石山、平潭壳丘头等地发现的海洋文化遗址等，以及在台湾岛发现大坌坑、圆山等一些遗址，可以看出在整个台湾海峡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圈，应成为“亚洲地中海文化圈”重要的起始驿站和原始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考古学从东南沿海有段石锛、印纹陶、舟辑、早期航海技术等海洋文化特质的研究，拓展到台湾岛、东南亚群岛和南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人类遗址和DNA的研究，揭示了代表“善于用舟”和“贝羽、舟辑、纹身”的“百越——南岛”土著先民迁徙及文化传播、融合、拓展的海洋性人文空间。福建省博物院考古证实，在泉州外海的澎湖群岛上，出土石锛的年代距今有4500—4000年，成为泉州先民造舟生产工具的重要来源。泉州先民通过观星星、看波纹、尝海水、吹海螺等原始航海技术，推动了航海的发展。2010年11月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6名船员使用古老原始的航海技术，从大溪地乘独木舟经过4个多月1.6万公里的航程，来到福建后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出的古代海帆伐模型以及捆绑伐使用的椰子纤维做成的绳子和海螺这一航海工具十分感兴趣，认为与波利尼西亚使用的基本相同。泉州海洋文化渔猎生活的标志性代表，如纹身、印文陶、石锛、石凹、鱼钩、干栏式房屋建筑等，这些海洋文化生活方式在台湾岛和东南亚、南太平洋群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和考古中发现。2016年9月新西兰毛利族代表团来泉州进行“寻根之旅”访问，在晋江召开了国际毛利经贸文化（晋江）洽谈会，并为晋江中新毛利文化交流中心揭牌。他们认为，泉州的海洋文化与毛利族的海洋文化十分相似，在对祖庙宗祠敬拜、对父亲、家长、部落族长的忠诚，用有锻石锛造舟、航海、纹身、倒刺鱼钩等方面都十分的相似。特别是纹身和倒刺的鱼钩已经成为毛利人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的标识，纹身作为泉州先民海洋文化素有的传统和海洋图腾崇拜和渔猎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历史文化很神奇地在文化传播中被南岛语族保留和传承下来。此外，不论是从人类学、人类体质学、遗传学，还是从语言学、民族学以及航海史、海洋史等学科的研究，也都印证了泉州是早期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驿站。

（二）泉州是古代中华海洋文明繁盛时期的代表，为创造帆船时代的中华海洋文明作出贡献

从晋人衣冠南渡来到泉州，带来先进的华夏农耕文明，到唐五代至宋元时期，泉州经历了从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衰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盛的中华海洋文明影响世界的历程，这一历程既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互相交流对话和文明互鉴的历程，也是在东西方文明融合发展中中华海洋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推进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主动吸收域外文化，完成从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型提升，确立了开放包容的中华海洋文明观。南宋偏安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了海洋贸易的兴盛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从唐五代主政泉州的王审邽、留从效、陈洪进鼓励扶持发展海外贸易，到宋元时期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泉州与世界近百个国家进行和平友好的海洋贸易，反映出宋元时期已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以儒家“仁”“礼”“和”为核心的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和平发展的贸易政策及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政策，确立了对外开放和发展海外贸易的新海洋观和鼓励海外通商贸易的政策举措，完成了从大陆农耕文化向蓝色海洋文化的转型提升，泉州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和“海滨邹鲁”，展现了宋元时代的“海国文明”。

形成和确立了一套海外贸易管理的制度性体系，在市舶管理、货币交易等方面体现了海洋贸易的文明程度。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盛，是与宋元时期重视海外贸易，建立适应海外贸易和推进海外贸易发展的市舶司制度分不开的，也与确立海外贸易交易买卖的货币体系分不开。市舶司制度是一个国家开展海洋贸易的文明窗口，也属文明管理海外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行政行为，泉州宋代市舶司在阅货、抽解、禁榷、博买、处罚等方面作了制度性规定，到元代市舶司（院）“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外贸易，止令输税”，海商舶货在泉州市舶司抽解后，到别处贸易不再抽分了，这种市舶管理制度的完善，确保了宋元时期海洋贸易的繁盛。市舶管理与贸易交易的货币管理也是分不开的，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是海外贸易货币交易体现最充分的港口，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由贝币、铜钱、铁钱、黄金、白银和纸币进行海洋贸易的货币体系，其中铜钱是当时中国海洋贸易的国际硬通货，纸币则是宋代中国对世界海洋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一大贡献，推动了中外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对世界海洋文明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泉州造船业发达，领先于世界的先进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与繁盛。先进的远洋造船和航海技术是帆船时代海洋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时期中国在造船业方面已具备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更为先进的远洋造船技术，泉州造的福船成为宋元时期世界上最先进的和科技含量最高的航海船舶，一是发明了水密隔舱技术，这是中国对世界航海的重大贡献，这项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远洋船舶的稳定性和抗沉性。二是运用《营造法式》的榫合技术建造的远洋海船，船舶整体牢固，适合货船远洋航行。三是船钉的发明和使用，使泉州建造的福船真正成为能抗击大风大浪远洋航行的船型。四是发明了堪称宋元时期造船的新材料——桐油灰，用桐油灰塞缝，坚韧耐水，既解决了船身的防漏水问题，又可用“水密隔舱”装淡水，解决了船员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的饮用淡水问题。五是发明了用于操作船帆与尾舵之间的绞车技术和平衡舵技术，便于利用风力和把握航向。同时，泉州在远洋贸易中还使用了先进的航海技术，特别是水罗庚（指南针）、量天尺和针路（航海图）的运用，使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城市和最大的航海通商港口，为中世纪世界的海洋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

刺桐城成为众多外销商品生产制造的城市和东西方贸易的世界商埠，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带来了自由贸易的繁荣。得益于唐五代之后南方社会的稳定，不受战乱的影响，泉州工商业得到快速的发展。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发展，泉州与波斯、阿拉伯、欧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各国商人对泉州生产陶瓷、丝绸、茶叶、金银锡器、漆器、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的要求日益增加，泉州的手工业产品成为提供海外贸易的重要支撑，泉州也成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制造业城市，如陶瓷业方面，宋元时期，窑址遍布泉州各县，达164处之多，产品以青白瓷为主，陶瓷烧制产品价廉物美，远销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织染业方面，唐五代泉州丝织业发展迅速，宋元时期，泉州生产的丝织品“绮罗不减蜀吴春”，产品质地优良，被摩络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称为“刺桐缎”，成为宋元时期重要外销产品，深受各国民众的喜爱。矿冶业方面，北宋开宝中（968-976年）泉州设置矿冶场务201处，开征铁课。元代泉州矿冶业规模更加扩大，据《岛夷志略》记载，有51个国家和地区从泉州刺桐港输入铜、铁等器皿。同时，宋元时期泉州也成为中国输入蕃货的主要输入港和贸易的集散地，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大批商人云集刺桐城，货物堆积如山，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的大货仓和重要商埠，推动了宋元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海洋贸易网络和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和平的以民间为主的海洋贸易，带来了海丝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交融的多元文化国际都市，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包容和谐相处的海洋和平精神和文明互鉴的普遍价值至今对人类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虽然以丝绸陶瓷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陶瓷贸易的范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发源地的众多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中国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连接亚、欧、非的海上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大通道，使世界古代海洋文明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互相交流而放射异彩。泉州是一座东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城市，多种宗教、多元文化并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道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刺桐古城和平共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间和谐友好交往与对话。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队在泉州考察，认为泉州是一个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相遇、文化交流和共处的城市，其展示的普遍价值对今天人类社会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古刺桐城带来和平的海洋贸易和友好的海洋文化交流，可以克服由于历史、传统、思想和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的不同而带来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隔阂和可能引起的冲突对抗，避免成为不安定和引发战争的因素，传承和弘扬包容宽容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中华海洋文明，让文化文明的多样性焕发异彩，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正是中华海洋文明的魅力所在和给予今天人类社会的启迪和价值贡献所在。

先进的科技创造发明与培养文官的科举制度，成为推进中华海洋文明对外交流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在文化力量。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枢纽城市，吸引了近百个国家的商人、使节、游历家、传教士等来泉州进行贸易和文化科技交流，这与当时泉州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达的科技，先进的造船业、丝织业、制瓷业、冶炼制造业、制糖业、制盐业、印刷业等分不开的，体现了泉州在海丝沿线城市中文化的先进性。从发明用生物工程建造的洛阳桥、运用《营造法式》建筑的东西塔，到遵循自然法则建设江海城池相统一的古刺桐城的给排水系统，成为中世纪欧亚大陆商业城市利用江海潮汐涨落科学解决城市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诸多矛盾的成功范例；从北宋泉州人曾公亮编著的40卷我国军事科学专著《武经总要》，到泉州同安人苏颂撰写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新仪象法要》、绘制的《苏颂星图》及发明的浑仪、浑象和水运仪象台等天文仪器，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曾公亮、苏颂这两位北宋科学家的科技发明和科学巨著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与近百个国家的贸易与文化科技交流，推动先进科技发明创造的传播和影响。科技发展和教育人才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东南建筑规模最大、规制最高的泉州府文庙展示了宋代泉州在科举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作用，据记载，泉州历代共考取进士2454名，宋代是泉州人才倍出的最辉煌历史时期，宋代泉州共计中进士1418人，其中北宋494人，南宋924人，正榜926人，特奏名进士492人，进士占全国进士数的三十分之一强。宋代泉州在推进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对外人文交流方面建立了文官培养和选贤任能的先进制度，府文庙成为儒家学术研究与教育的机构，成为科举考试中心。古代泉州在科技教育方面对世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作为具有悠久海洋文化历史的泉州，留下了独具中华海洋文明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在中华海洋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蓝蓝泉州湾”所呈现的海洋开发史和海洋人文环境，使泉州在漫长的海洋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体系。从海洋文化形成看，包含了中华海洋文化的早期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海洋文化诞生的摇篮之一；从海洋文化的内涵看，则体现了中华海洋文明与域外文明和平交流的文化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以和为贵、美美与共的文明本质属性，代表中华海洋文化发祥地、富集区的泉州海洋文化，成为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遗产体系。一是留下了体现古老的中华海洋文化遗址，泉州沿海“蚁山、音楼山、庵山、富国墩”沙丘贝丘遗产带，成为研究古老华海洋文化形成发展传播重要的遗产点，对今天“一带一路”南岛语族历史文化溯源和海洋民族迁徙及文化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化信息和宝贵的研究价值。二是留下了宝贵的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体现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时期古刺桐城航海贸易港的码头航标塔、海港与内陆贸易运输畅通的桥梁、举办航海贸易祭典的九日山石刻、反映外来宗教文化的城市建筑、大规模生产外销瓷的窑址等等，再现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展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三是留下了珍贵的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早于欧洲500年的水密隔舱造船技术、德化等地外销陶瓷生产的龙窑技术、刺桐缎织造技术以及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南音、提线木偶技艺等，成为泉州海洋文化的瑰宝。四是留下了宝贵的海洋性思想文化遗产。特别是反映航海贸易的著作《诸藩志》与《岛夷志略》，它记载了刺桐城和平友好航海贸易，成为体现重商精神和航海精神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此外，在我国海洋史上还较早提出了宝贵的海洋、海权、海防思想，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权实践，施琅平台之后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提出了重要的海洋、海权、海防思想，对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五是留下了体现泉州特色的民间海洋文化遗产，特别是海神文化信仰，从昭惠庙、真武庙到天后宫三代海神信仰，华人华侨下南洋保留下来的泉州华侨文化，以及体现泉州海洋文化特色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语言文化、建筑文化、中医文化、渔业文化、武术文化、民间信仰等等，一同构成了门类众多、内涵丰富的海洋性文化遗产体系，使泉州在中华海洋文化遗产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位置，也使泉州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在世界海洋文化遗产中占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对话与互鉴中，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城市。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先行者，推动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对话，成为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出发站，在中华文明对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泉州历史上涌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其思想文化在对外交流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唐代教育家、文学家欧阳詹著有《四门文集》,被誉为“闽派之祖”；宋代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苏颂编撰《本草图经》《新仪象法要》等著作，体现了先进的科技成果；宋代杰出思想家、哲学家朱熹在泉州石井书院授课，通过讲学传播了宋代理学思想；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著有《焚书》《藏书》等著作，成为我国明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中华文明25位思想大家之一，李贽的思想对当年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直接重要的影响；明代军事家俞大猷所著的《正气堂集》，是一部集军事理论、兵器发明的武术训练的著作，成为具有影响的军事文化遗产；清代思想家、政治家李光地著述43种，被后人编为《榕村全集》，其治国理政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他们的思想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极大地传承、丰富和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随着华人华侨下南洋，把中华文明带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泉州作为近1000万华人华侨的著名侨乡，涌现出陈嘉庚等一批著名的爱国侨领，保留和传承弘扬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泉州海外华侨文化，成为凝聚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精神力量，成为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及海丝沿线国家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也成为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动力及内在文化力量。

泉州这座展现中华海洋文明的城市，在与域外文化交流合作中形成了独特新特质的集古闽越海洋文化、中原华夏农耕文化、域外海洋文化融为一体以中原文明、儒家文明为核心的蓝色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新的文明成果，产生和创新中华文明的新形态，形成了和平和谐、开放开拓、包容共生的泉州海洋文化特质，形成了丰富的泉州海洋文化体系，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文化智慧和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