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之问 政府当答

记者专访深圳资深专家刘开明、泉州师院教授王秀华

“临时夫妻”的故事是别人的，但他们带来的问题，则是整个社会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数亿农村男女涌入打工大潮。他们成为经济财富的创造者，但只是廉价劳动力，没能成为城市居民。

从2012年起，泉州推行居住证制度，更加关注泉州330余万外来工的权益。但是，务工者的性权利尚未被真正关注。

就这一问题，记者专访了最早一批提出并关注“临时夫妻”的学者——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以及曾在泉州本地企业做过调查的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王秀华。

刘开明：不能简单地做道德评判

记者：您是怎么关注到“临时夫妻”的？

刘开明：我从1998年研究劳工与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注意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现象就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区内。2003年，我出版《边缘人》一书，当时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关注到这种已婚务工者在外同居的问题，在书中就“临时夫妻”做了论述。

当然，具体是谁第一个提出“临时夫妻”概念，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媒体记者。

记者：您怎么评价“临时夫妻”这种关系？

刘开明：不应简单地做道德评判。你要走进他们的生活，才会理解这种自愿同居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很复杂。有的是长期两地分居，确实需要解决性饥渴;有的是因为爱情同居，只是还没结婚;也有人是因为心理和生活需求;我们还看到，有人因为租房和经济压力而同居。

所以，简单指责当事人的过错或道德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社会造成的。

我10年前就说过，如果打工地不能解决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波及他们的子女、老人。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节衣缩食，在打工地几乎不消费，将大部分钱汇回家乡，也抑制了本地消费市场。

记者：您觉得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刘开明：首先是社会流动性的原因。传统的婚姻方式和婚姻观，造成一部分农村妇女婚姻不幸。以往妇女没机会外出。

现在有些人出于家庭不和、家庭暴力等出走他乡，就会遇到更好的对象。

其次，子女是联系夫妻关系的最好桥梁。现在大量子女都留守农村，这种基础也不牢了。

再次，女人对于生理、经济权益、安全感等方面的诉求比在农村时更强烈。

最后，没有原本社会关系的束缚，没有亲人熟人邻居，在单纯的陌生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关注情欲、经济方面，加上生理需求，因此便衍生临时“搭对”现象。

记者：泉州有330多万外来人口。务工人员的“临时夫妻”问题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开明：首先是劳动者权利的习惯性忽视。如今很多地方用工，需要的还是廉价劳动力，不是需要人。性问题，包括子女、配偶随迁问题、住房落户问题，都是外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就开始逐年下降的新时期，未来劳动力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哪个城市吸入更多的外来移民，就证明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更有发展前途。

泉州是制造型城市，劳动力对当地产业影响重大，其实可以做一个接纳外来人口的先锋城市。

此外，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现象，对原有家庭和夫妻关系产生巨大破坏。

记者：泉州2012年推行居住证制度，这是关注外来工权益的优惠，解决外来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买经适房等问题，已有171万人拿证。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临时夫妻”问题？

刘开明：户籍问题确实是应该首先面对的问题。几十年的用工环境不考虑用工的家庭、孩子问题，便产生“身份隔离”。在这种前提下，居住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政策上应有顶层设计。即改变户籍制度，归还公民自由迁徙权。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应与实际生活地联系起来。户籍地仅是一种人口登记的工具。地方政府层面，应把外来人口视为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城市负担。政府应该提供家庭生活必需的住宿、医疗和教育设备。政府应该看到，夫妻团聚，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且能创造真正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