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发改委往东不到五公里，有一个叫六部口的地方。在明朝，这里曾是朝廷几大部门所在地，里面出过一位著名的清官，他就是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范景文位尊权重却清正廉明，从不以权谋私。史书记载，当年他特意在衙门堂鼓边放置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因此，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和他的手下行贿。老百姓对他交口称赞，尊称他为“二不尚书”。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范景文他这个“不受嘱、不受馈”，嘱是什么人会嘱托他？一般都是亲朋好友接受嘱托。不受嘱其实就是提醒防止亲缘腐败，不受馈、不受馈赠，就是防止权钱交易、政商腐败。范景文所处的崇祯朝的时候，整个朝廷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氛围下，还有范景文这样的“二不尚书”出现？他们为什么逆流而上、激浊扬清？是因为内在的那种操守和信念。

从古到今，在每个时代，都并不缺少始终秉持操守和信念的标杆和榜样。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谷文昌、王瑛、王启民、李国安、李素丽、邱娥国、吴天祥、史来贺、谭彦、袁隆平……这些名字，都是人们熟悉的优秀共产党员，是我们身边的感动，我们身边的英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对贾立群等100名共产党员、傅企平等100名党务工作者、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等300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分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表彰体现的是党所倡导的方向，是党衡量党员的标准。不忘初心，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这样的标准在党95年的历程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以清廉为美好、视贪腐为丑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但一个现象是，许多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腐败问题。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多元交织和复杂多变。当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管理体制的深度变革，以及物质利益诱惑的增加、制度改革的滞后等等因素综合作用。人心，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困惑和迷失。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反腐问题。在郑永年看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而价值观的重构不仅要靠持久的教育引导，也需要通过制度发挥规范、约束作用。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无论大国小国都是一样的，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一下子被投到商海上去了，人心失去标杆，衡量价值的标杆，制度建设跟不上，三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局面了。那么现在实际上开始的、现在在做的也是这个方面。要制度建设，要重新确立道德规范，对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确立新的规范、纪律。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执掌权力者没有足够的自律，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自我监督和纪律约束，把制度的笼子扎得越来越紧。

王庭坚（中央纪委组织部副部长）：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把党自己的权力看住，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要盯住这一部分关键少数。

盯紧关键少数，这其中不仅包括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随着正风反腐的步步深入，一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国企高管，也相继被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