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陈小凤”一家人在看纪录片《生门》片段。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她在ICU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术后3天，她总共失血1.8万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岁。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植入了膀胱。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2000ml”。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3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三年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毛毛?”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11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顾了“陈小凤”。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李家福做过5年乡镇全科医生。1988年之前，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

那时，他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接生。

到了200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年，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7/10万，较1990年的88.8/10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