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从哪里来

在消失之前，1号冰川依然是世界上距离省会城市最近的冰川。

这位年迈的“老人”与其余6条冰川形成一个“人”字，共同构成了乌鲁木齐河的源头。储存了千年的冰化作清澈的水流，流经低矮的牧场、苍绿的山林，由狭长变得宽阔，一直进入乌鲁木齐市的水龙头里，成为乌市最主要的水资源来源。

每次下山，陈建安总把车开得飞快，他终于可以回家了。要不是坐在后座的李忠勤总是提醒他“慢点”，他能将路上的用时缩短一半。乌鲁木齐河在流域内几乎与216国道平行。沿着国道驱车一路向北，经过夹着积雪的岩石和逐渐密实的植被，大概3小时后，就能跟河水一起抵达乌鲁木齐市，抵达有着金色屋顶的伊斯兰建筑和越来越密集的高楼。

冰川在退缩，城市却在延伸。王飞腾记得，几年前乌鲁木齐市最西边还是一片空地，如今已经是“根本数不清”的全新楼盘。立交桥交叠成5层，桥下写着标语——“加快生态园林城市创建”。

通常情况下，市区南边的乌拉泊水库就是乌鲁木齐河的终点。湍急的河流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而静止的水面，储存着城市里300多万常住人口的生活和生产用水。50多年前，乌鲁木齐河穿城而过，一直流到准噶尔盆地南缘米东区北沙窝的东道海子。

上世纪60年代，为了更高效地利用水资源，乌鲁木齐河被拦截在乌拉泊水库中，古老的河床被改建成一条宽阔的公路，贯穿南北。修建于1940年的和平渠成了乌鲁木齐河在城市的延伸，也成为乌鲁木齐市唯一南北纵贯市区的输水渠。

老张20年前从陕西来到乌鲁木齐，在和平渠边开了一间小商店。他从未觉得缺水，前些年市区偶尔停水，也是因为“管道修理”。

4月刚过，100多公里外的山上，人们还穿着秋裤和外套，老张已经和市里大多数人一样，换上了短袖。他妻子的老家在河南，正在一旁逗孩子去看门外的洒水车，听见交谈也随口插了一句：“新疆不缺水。”

“新疆人口不多，人均水资源量3000多万立方米，从这个角度看并不缺水。”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绿洲生态与绿洲农业研究室主任陈亚宁说，“但是从地均角度而言，新疆极度缺水，和中东国家比都是落后的。”他加重了语气。在南疆，95%的水资源被用于农业生产，而城市用水、生态用水等加起来只有5%。

全疆河流径流量的补给，冰川融水占到25%以上，并且从根本上决定着河流的可持续性。“乌鲁木齐河流域共有155条冰川，已有12条冰川消失。冰川厚度也下降很快，每年平均削薄50～120厘米。河水径流在短期内有所增加，但最终会出现一个拐点，从那以后，水量将会逐年下降，直至成为一条季节性河流。”李忠勤说。

预测这个“拐点”出现的时间，是李忠勤近几年的重要研究方向。他一年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天山站，妻子和女儿都在国外，一年也见不了几次。每天傍晚，他总是趿拉着一双黑色的布鞋，到站旁的河边走上一圈，粗略地观测一下河流的水位、水质和流量。

符万洋是他多年的邻居，就住在天山站以北几百米处的后峡水文观测站上。比起李忠勤的肉眼观测，他的方法要更精确一些。每天早晚8点，他要走上10分钟山路到1公里外的河段剖面处，记录当时的水位数值。

靠近河边的位置依次竖着3根长短不一的测杆，根据不同时期水量大小，分别用来记录当时的水位刻度，外壳早已生锈剥落。岸边的红房子里放着一台手摇的流速仪，可以控制一个75公斤的铅鱼沉入水底。铅鱼上方像箭一样的仪器会随着水流旋转，每转20圈就会“嘀”地响一声。

近几年来，河水更多、更快、更高地冲击着3根杆子，而在未来某天，这些杆子或许再也不会与水流相遇。那支旋转的“箭”，也不会再发出响声。

老张和妻子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这座城市的普通居民，习惯了水从水龙头里汩汩流出。

几百米外的公路上，洒水车伴着《泉水叮咚响》的歌声缓缓驶过，湿漉漉的马路边闪烁着海水蓝的“海南房产”广告牌。十字路口竖立着3盏椰子树形状的路灯，发出红色、黄色、绿色的光——乌鲁木齐是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几分钟后，一场大风就裹挟着泥沙吹了过来。

请人离开它

陈建安已经很久没见过天山站旁边的水泥厂冒出黑烟了。

厂房空空的，小超市也已经关门歇业。走在路上，很少能看到货车的身影。他觉得这是前几年“好几位领导过来开会”之后的结果。他不知道是什么领导，也不想知道。站上经常有外国人来参观考察，他从不搭话，因为“能力不够，也没必要”。但他会觉得高兴，因为“终于热闹了”。

那些来开会的人是新疆自治区政协、环保厅和林业厅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当时正在筹划设立“天山1号冰川保护区”，李忠勤负责提供近些年的观测数据，为了设立保护区，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连续推动了十几年。

在开了七八次研讨会之后，保护区于2014年4月成立，东西最长约56.5公里，南北最长约43.5公里，总面积约947.68平方公里，地跨3个县市。如今在216国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冰川保护区”的指示牌。

保护区的设立过程，就是人类活动逐渐远离冰川的过程。

工厂在远离。近两年，老三熬的雪水渐渐变得清澈，再也不需要好几层纱布过滤，空气也变得清新。再往冰川上走，路边的矿厂在政府的禁令下都已停工，厂房空无一人，高大的吊臂悬在空中。

游客在远离。以前符万洋每天都能碰到十几个向他问路的人，对方摇下车窗问：“1号冰川怎么走?”现在几乎没了。上世纪90年代，天山站曾经联合政府尝试开发冰川旅游，在末端附近竖了一块书本状的红色标志物，游客越来越多，在冰川表面留下了塑料餐盒、饮料瓶、食品包装袋。

旅游叫停之后，游客依然络绎不绝。许多人爬到冰面上拍照。几公里外，当地的牧民有人会拦车收“过路”费，每辆车收50～100元，就连李忠勤都被拦下来过。那本翻开的“书”上已经被游客刻满了名字，原本的内容早已模糊不清。道路限制通行之后，游客才慢慢减少。

牧场也在远离。已经到了从冬牧场转到夏牧场的时节，可跟老三一样的牧民却一个都没有上来。路边的毡房扎得紧紧的，能看到野生旱獭和黄羊。政府已经在跟这些牧民进行协商，请他们搬离牧场。

乌市交通局有了修新路的计划，5月底或6月初，凿刻在山间已经59年的216国道即将在白天封闭，车辆只允许在夜间通行，一直持续到2018年10月。

老三家所在的山坡上原本有5户牧民，现在只剩下两户，常住居民从50多人变成了十几人。他3个孩子都在城市上学，其中两个马上高考，没人想继续放牧。

由于老三的牧场距离核心保护区较远，政府尚未找他协商。他有些失落：“实在不想放牧了，太辛苦。”这些年雪豹和狼越来越多，“羊都快要看不住了”。几年前，他改建了砖房，一台老式的电视机是屋子里唯一的家电。老伴不会说汉语，默默坐在炕上切菜。她扎着鲜艳的头巾，辫子垂到腰间。

老三不想等下去了。这个50多岁的哈萨克族汉子准备放弃祖业，他不想委屈家人，也不想伤害伫立在远处的另一位垂暮的“老人”。跟天山站做了几十年邻居，他学会了汉语，也知道冰川病入膏肓。“没有冰川就没有水，不行。”他说。

山下新盖了一处气象站，他打算去那边上班。“那里好，有热水，有暖气，还有一台冰箱。等到秋天把羊卖掉，我们就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