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沈某被李某驾车撞倒受伤。李某当即驾驶自己的车将沈某送往医院救治，并垫付了1万元医疗费。约两个半小时后，李某报警。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李某驾驶的车购买了保险，事故发生在投保期内，沈某便在出院后前往某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保险公司以“李某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且不在现场”为由拒绝赔偿。随后，沈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和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规定“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可免予赔偿。”但从该条款整体看，其指向的是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情形。本案中，李某驶离事故现场是为了积极救治伤者，并非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方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沈某12万余元。目前判决已生效，保险公司已履行全部义务。(据10月17日《法治日报》)

说法：现实中，在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情况下，不少当事人会为“到底先救人还是先报警”“先救人离开现场，保险是否拒赔”等而感到困惑无助，以致处置失当，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这其中，驾驶人存在的不少认识误区确需厘清。

首先，车祸事故伤及人身，法律规定施救为先。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先报警再救人?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对于普通事故造成的轻微人身损害，肇事司机优先选择拨打120求救，既让受伤者得到及时、专业的救治，又能完好保护事故现场，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发生人员伤亡的重大紧急情况，则另有不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明确了生命、健康权益的优先地位，这里的“应当”二字属于强制性规定，即驾驶人必须这么做。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查看伤员，争分夺秒救人，全力以赴履行施救义务。

其次，任何条款约定不能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众所周知，人命关天，先救人在法律规定和道德人性约束上都拥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根本不存在个人随意选择的余地。肇事司机及时救治伤者既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责任，任何合同条款的约定都不能排除救死扶伤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规范。如果肇事司机为积极救治伤者而未及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因此被保险公司拒赔，对肇事司机有失公平，也可能会形成漠视他人生命和健康的社会导向，与公序良俗相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

第三，事故认定书并非唯一定责依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一种，是警方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作出的仅就交通事故本身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进行划分、认定，不能将交通事故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直接等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由此可见，作为交通事故案件诉讼证据之一，法院需根据书证规则进行审查，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在庭审过程中并不过于机械、绝对，而是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损害行为、后果和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观方面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对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划分。也就是说，认定书仅为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诉讼证据之一，在认定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时，法院还会综合考虑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及道路参与人在事故中的各自过错、因果关系等。

第四，放任不管造成严重后果或涉嫌犯罪。《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同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还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具体到本案，假如因怠于施救而导致了伤者死亡的严重结果，肇事司机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张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