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判断”需要回归法律

5、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求情信”是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发起的。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也表示“对嫌疑人林森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觉得有些不妥”，“当庭宣判”的问题怎么看？

刘仁文：我国目前强调当庭宣判，目的是防止事后暗箱操作，出现司法腐败等现象，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辩证地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在美国有一个缓刑部门，相当于量刑建议部门，是法院的得力助手，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被告人的罪行及其生活状况，如他的家庭、教育、工作，以及他的医学或精神上的问题，还包括他的犯罪史。

按照我国法律，如果二审宣判死刑，最高院核准死刑后，七天就要执行死刑。我觉得这种制度设计不恰当，杀人还是不急为好。像这样的案子，在开完庭后，确实要了解当事人的人格、背景如何，这样才比较科学，防止简单的“杀人偿命”。

6、新京报：学生们提出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合法？如果有诉求，该如何表达？

刘仁文：我认为这个诉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没有去干预司法，只是把信寄给了二审法院，请他们考虑，便于法庭进一步了解情况，了解当事人的背景。

法官该不该收这些信、该不该纳入量刑考虑的范畴？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更好地吸纳民意，我们应该有类似“法庭之友”的制度。例如像这样的请求信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由法院内部什么机构进行接收和转发，承办法官应否入卷等等，都应当规范化。

7、新京报：他们的诉求是否会有效？

刘仁文：至于他们的诉求是否有效，我觉得“求情信”只能供法官参考。实际上法官应该不受舆论干扰，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求助媒体，法官会有一定的压力，我非常担心一些领导看了以后给法院一些批示。

法官如果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求情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有利于他全面思考问题。就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法官的地位不是很高，如果受到外界的压力，不管最后的结果正义不正义，都不是法治健康运作的结果。

8、新京报：根据报道来看，是律师建议复旦学生写求情信，让林的家人、同学和被害人黄洋的父亲沟通，尽最大努力求得他的谅解。律师此举是否涉嫌干预司法？

刘仁文：我基本的意思是，如果律师只是给出建议，没有问题，因为写求情信的同学和老师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写信的，没有被谁要挟、诱惑或欺骗。当然，如果律师直接或间接采取了要挟、诱惑或欺骗的手段，那肯定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死刑之争亟须“超越悲剧”

9、新京报：这个事件的本质，其实是民意与死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你怎么看？

刘仁文：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民意是一把双刃剑。有时我们看到，民意在死刑上是推波助澜的。从刘涌案到药家鑫案，再到李昌奎案，当事人都是因为民意而死。还有郑州张金柱案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自己是被媒体判了死刑。

但也应看到，民意也救了一些人，例如吴英集资诈骗案，本来二审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民意反应强烈，最高法院最终没有核准死刑。

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意对司法判决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个度的问题，在我国，相关规范不够成熟，民意对死刑的影响更大。

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民意通过一些正常渠道表达出来，法官给予考虑，至于判不判死刑，法官独立思考。但现在我们达不到，像吴英因为民意活下来的毕竟是少数。

现在法官最怕的可能不是民意本身，而是民意通过舆论等被上级领导关注了以后，领导采取批示的方式，批给有关领导或上级，给承办案件的法院和法官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仕途或前途，法官不可能不听上级或领导的意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上级领导和部门绝不要批示案件。

10、新京报：如果说从法律上平衡民意与死刑的关系稍微容易一点的话，那么从根本上清除“死刑”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而这却是民意的一个重要基础，该怎么办？

刘仁文：所以我一直呼吁要“超越悲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2000年的时候，南京市发生一起凶杀案，四个苏北的无业青年杀了一个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听说这四个孩子根据中国法律将很可能被判处死刑，普方的母亲在跟亲友商量之后，写信给中国法官，说不希望判处这四个青年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当年11月，由普方夫妇的同乡和朋友发起，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了以普方名字命名的基金，用于改变苏北贫困地区儿童上不起学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被告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们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会有自己的未来和机会。”

目前世界上废除死刑的现实和趋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介绍和引导？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习惯中，我们的思维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如果周围很多人都还简单认为“杀人偿命”，那大幅度减少死刑直至最后废除死刑的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

当然，我们也不是倡导无原则的宽容，罪行必须得到严惩。在西方很多国家无期徒刑就被认为很重了，但在我国认为死缓还便宜他了。

如果像纪念普方那样，就如复旦有同学说的，他们想捐款以受害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基金会，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将可以慢慢改变“杀人偿命”的文化基因。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孟亚旭

【复旦学生为投毒者求情过程】

2013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室友林森浩投毒后死亡，林森浩在一审时承认投毒行为，但辩称“投毒是为了给受害人开个愚人节玩笑”。

根据警方通报，林森浩投毒是因与黄洋琐事引起关系不合、心存不满。今年2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森浩死刑，林森浩提起上诉。一审过后，林森浩的父亲等人多方奔走，但都被黄洋父母拒绝。

此后，复旦177名学生签署请求信，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黄洋的父亲表示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

这封“求情信”如何而来？今年3月，林森浩之前帮助过的学弟学妹和林父共同找到律师咨询，在律师的建议下，由学生执笔写了这份“求情信”。随后，学生们又找到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百三，希望由他倡导。在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参与下，才有了“177名学生联名上书”。据悉，签名同学和谢百三基本上都不认识林、黄二人。（腾讯新闻综合法制晚报、新华网、京华时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