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在钱塘江畔的铁崧斋里，一本本翻看画家张寅超兄收藏的老相册。翻开这一本装帧考究的绣花册子时，目光一下被吸引了。

相册的主角，是一个生于民国的上海女子。少女时代，是“资产阶级”家的千金，中青年时代，是红色中国的一名普通工人。这本相册几乎完整地记录了她人生的黄金年代。

令人久久不能掩卷的，是她身上那种非凡的气质，如美玉，如清流。当然，她是如此的美。

这样的容貌，这样的气质，仿佛只属于那个时代。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的出身，也不知道她的归宿。就像一树深巷里的梨花，独自绚烂，又静静凋落。

我反反复复翻阅这本老相册，和同样好奇的周景明兄一起，像福尔摩斯一样，假设、推断、确定、否定，慢慢地，我们居然拼凑出了她大致的人生轨迹。

得益于这位细心的女子在很多照片上写下拍摄年月，我们知道她生于1926年——

从她疑似55岁时的退休纪念照，甚至可以推断她的生日在12月——

从九一八的枪声到文革的落幕，她人生的黄金时代，其实重合了中华民族最苦难最动荡的岁月。但她是如此的平凡和渺小，历史的风雨可以改变她命运的方向，却不能吞噬她，击垮她。

作为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中产之家的女儿，她的血液里没有革命的冲动。她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城市女子，善良、温和、勤勉、干净。没有大爱，也没有大恨，一定要说爱，那就是爱她的家人，然后就是爱美，爱拍照。

哪怕在人性和颜色抹到最淡的五六十年代，她都会坚持上照相馆拍照留影。当所有“资产阶级小情小调”被剥夺之后，她把拍照当成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是她与从前那个浪漫少女的私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