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为司马文森题诗《文化扶余》

留下近四百万字 抗战文学作品

司马文森是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的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对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打响，司马文森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主持职业青年及学生团体救亡运动，参加《救亡日报》工作，为唤起民众投身抗日奔走呼号。他亦文亦武，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投笔从戎到四战区军队，后又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从事抗战宣传和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他坚守桂林，从事地下党的联络和抗战文艺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奋笔疾书发表了大量纪实作品。在抗战最艰苦的后期，他还领导了桂北游击区的抗日武装。在亦书亦剑的生涯中，司马文森成了桂林旅居最久、创作力极旺盛的作家之一。

司马文森的三女儿司马小莘为收集爸爸的著作，走了国内外多个大型图书馆。2011年，司马文森的三个女儿司马小萌、司马小莘、司马小芹共同选编《南线——司马文森抗战纪实文学选》出版。《南线》收录了司马文森1937年至1946年的40篇纪实文学作品，近40万字，这些是从他近400万字的抗战文学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以朴实逼真的纪实文学手法，还原历史，启发思考历史。书名采用了司马文森当年在《国民公论》等杂志上连载的中篇的名字，编者认为书名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我国南方抗日战线”的含意。书中不乏经典之作，例如《吹号手》，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推荐为中学生课外读物，还有《马》《东江一少年》《一个英雄的经历》等，故事叙述得栩栩如生，有些已被译成了英文或俄文。

司马文森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1939年成立，到桂林1944年沦陷，历任各届理事，负责出版、组织、儿童文学等工作，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颓废做了大量工作，是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是带着浑身硝烟、一腔悲愤进入桂林文坛的，因而他的战地题材小说具有明显的纪实性，颇有一点与抗战初期凭一腔热情去架空设想的战争小说不同的艺术滋味。”杨义在《司马文森：传奇生涯与开阔艺术》一文中指出：桂林时期的司马文森采取了与整个抗战文学大体一致的审美思维定向，一方面鞭挞抗敌营垒中的腐朽势力，一方面显示在暗影中成长着的民族意志。

《风雨桐江》 反映泉州人民战斗史

1955年至1962年，司马文森调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回国后，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非洲司司长。1964年，出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在两任文化参赞期间，他反映侨乡文化另一侧面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付梓了。杨义认为，从作家的传奇经历而言，《风雨桐江》可以看作《南洋淘金记》的海内“续编”，包含作家丰富的社会人生体验。

《风雨桐江》，描写的是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泉州侨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故事，表现了侨乡革命新人的涌现和成长。不少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叙事宏大，结构严密精巧，堪称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这部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受写作年代盛行的阶级决定论和血统论的制约，在人物角色的设置上，“把宗族家庭、阶级地位、社会交往、文化教养和道德质量错综复杂结合，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人性和人生形态”。

著名作家、原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也高度评价这部作品，他说：“这部30多万字的小说，以优美的民族风格标示了司马文森在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不论在构思、描写、语言、故事情节，都显示了司马文森在探索民族化的艺术上取得了极其可喜的成就。”

“著作等身的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将他一生最好的作品，将他最伟大的爱留在了他的故乡泉州。”华侨大学副研究员何强毅作为司马文森的宗亲代表在现场发言时如是说。他说，在明代就曾诞生了一位文化巨星何乔远，在他创作的《闽书》为泉州文脉传承作出很大的贡献。《风雨桐江》又是何家为海滨邹鲁泉州的文化发展贡献出的又一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风雨桐江》出版后广受读者喜爱，后来司马文森的小女儿司马小加改编成电影剧本，由其丈夫、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拍摄成《欢乐英雄》和《阴阳界》两部电影，拿下了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三大奖项。电影充满了泉州元素，并曾在泉州举行过首映式。

司马文森1941年创办的《文艺生活》杂志封面,郭沫若题写杂志名。

创办《文艺生活》杂志 成为革命旗帜

司马文森也是知名的报人，抗日战争打响时他就在上海参加《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工作。

1941年司马文森在桂林创办并主编大型文艺期刊《文艺生活》，成为国统区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它始终高举争取民主、民族解放的旗帜，团结国统区一切进步作家，用文学作为武器，向敌人冲锋陷阵，为民族解放事业，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文艺生活》吸引了许多文艺大家和广大的文艺青年，在抗战时期的南中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产生过很大影响。从出版期数之多、内容之丰富，都称得上是同时期文艺刊物的佼佼者。刊物封面上的手写刊名——“文艺生活”，即是郭沫若所题。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剧作，都是在《文艺生活》上初次和读者见面的。

后来，司马文森还担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1949年9月，他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担任周恩来做召集人的《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出席开国大典。他把亲身经历和见闻，以报告文学形式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连载，几乎每天一篇，影响很大。后编辑成《新中国的十月》一书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司马文森为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联系、推动、实施了我国与印尼、阿尔及利亚、法国多个文化合作协定，成为从泉州走向亚洲、非洲、欧洲的新中国文化使者。(记者 陈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