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8日，2016里约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决赛在里约奥林匹克体育馆进行，预赛第一的中国队决赛中未能延续好状态，最终收获一枚铜牌。中新网记者 盛佳鹏 摄

中国体操队还缺少真正意义的领军者。男女队长张成龙、商春松，既难以企及杨威、刘璇等前辈，也无法与日本男队队长内村航平、美国“当家花旦”西蒙·拜尔斯等“明星选手”相抗衡。

从横向对比，日本男队、美国女队均处于鼎盛时期，俄罗斯体操队在得到财团援助后逐渐崛起，英国、德国、乌克兰、荷兰等欧洲选手实行“冲击单项”计划卓有成效。

中国小将没能“守土有责”，面对劲敌时反而自乱阵脚。2014年世锦赛吊环冠军刘洋看到先出场的希腊人得到极高分数，乱了节奏，致使后程乏力、落地不稳。

此“殇”还有难言之隐。体操赛场争议判罚常有，信手就可罗列出伦敦奥运会时陈一冰的吊环、洛桑世锦赛时奎媛媛的平衡木等典型事例。今届奥运会上，裁判似乎总是针对完成分“做文章”，导致中国选手难度分再高也是功亏一篑。

姑且不说裁判是否“别有居心”，不妨看看现行的体操规则。恰如黄玉斌评价：“与其说裁判打分不公，倒不如说是整个评分取向的影响，更注重动作的完成质量。”

分析指出，近年来对女子体操的打分风向转为力量和美感，中国选手擅长的转体动作以及双腿是否并拢、脚尖是否绷直等细节已非“主流”。中国选手在双杠项目的“招牌动作”挂臂也成为扣分点。这种趋势实际在2015年世锦赛已显现，“那时开始分数怎么也上不去。”邓书弟说。

“没有话语权。”黄玉斌无奈地说。欧美裁判历来人数占优，主导了每一次规则修改。近年来日本裁判“异军突起”，于是以日本选手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越来越多。中国曾有裁判在亚运会时擅改韩国选手分数的前科，现在供职于国际体操联合会的两名中国籍裁判没有身居要职。

裁判主观判断是否“美”，还会触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选材。当美国已有4000多家体操俱乐部源源不断地输送队员，中国体操注册运动员仅有2000余人，或许可以理解为“输在起跑线”。

当地时间8月10日，2016里约奥运体操男子全能决赛，日本名将内村航平凭借末轮单杠的15.800分，逆转乌克兰小将维尼亚耶夫，蝉联奥运金牌。

另一条“起跑线”是舆论导向。日本“体育振兴计划”和英国“体育机构”的实质是效仿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却在发展全民健身的同时过于弱化竞技体育，尤其妖魔化体操。要知道，拜尔斯能在本届奥运会上一举夺得4枚金牌，其背后也有无数汗水与泪水。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体操队仅得到1金2铜。“12年前，被舆论称为‘雅典滑铁卢’的失败都过去了，现在早已没有过不去的坎。”黄玉斌说，4年后将迎难而上，他对年轻队员有信心。

年轻的中国体操队的确也留下些许亮色。伦敦奥运会时，中国队无人进入男子个人全能决赛，这次林超攀、邓书弟排在第五、第六，女子全能选手商春松、王妍排在第四、第六。王妍虽在女子跳马和自由操上都是第五，何尝不是中国女队吹响补齐短板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