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白银市东山路一处居民楼。1998年11月30日11时许，住在居民楼二楼的女青年崔某在家中遇害。

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报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没了，身上没有伤口，阴部撕裂，被皮带勒住窒息而死。

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口渴了，自己还沏了一杯茶，加了点儿姚家的茶叶。

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遗落在桌上，还留下了指纹。张端因此一度觉得，是同单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

如果说第一起命案是泄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无差别杀人了。

人们内心被恐惧笼罩。一种反应是迅速搬走，没搬走的，下了班都会闭门锁户。以前那样家家房门大开的日子，不再有了。

石晓静楼上的住户李静(化名)搬走了。案发前，李静家中保姆曾提醒，水房边有陌生男人在张望。命案后她心下一惊，逃也似的带着刚出生的孩子离开，再也没回来住。

职工们的另一种典型反应，就是对供电局保卫科和刑警们无能的愤怒。

因为门禁森严，警方两度把嫌疑人划定在供电局内部，一位民警至今还保留着两厚本嫌疑人的资料，记录了每个人的爱好、外号、跟谁走得近。但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条件不符，所有嫌疑人一一排除了。

最初，警队的临时指挥部进驻供电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调查长久没有进展。职工们骂得不行，每次张端去食堂吃饭，总有人打趣，“到点了，又来吃饭啦?”

第二起案子后，张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现场，灰溜溜地离开。

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过了火一样。

从寂寞城市的舞厅查起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代变迁。比起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还是供电局两起命案，都只在单位内部引起震动，未触发大范围的关注。

90年代，建市时为解决男职工婚配问题设立的棉纺厂最先减产。氟化盐厂等较边缘的企业，或买断工龄，或清退员工。铁板一块的国营体制出现松动。

卢克诚在这段时间里任白银副市长，他记得，效益不好导致公司内退、提前退休的情况并不少见，闲散人员增多。

人心思变的季节到了。白银小城里，除了壮丽的天空、粗粝打在人身上的沙子、光秃秃的荒山与槐树环绕的街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白银偏安一隅，少有人想着出门，长途汽车站一天都卖不出去几张票。赋闲的人们无处可去，常在大街上游荡。

1998年1月，凶案又起。杨洋(化名)在家中被杀。她独居在胜利街，丈夫是皋兰县粮库的工人，两人聚少离多。

和此前凶案手法相同，她颈部被切开，有锐器伤6处。杨洋在死前曾剧烈抵抗，尸体肌肉僵硬，床上有明显的抓痕。

她是舞厅的常客，接触的人相对复杂，刑警们推测是熟人作案，排查方向调转，指向了舞厅、坏怂和前科人员。

90年代末，舞厅、咖啡厅、洗头房传入，在白银一夜间成为风潮。

冬天的白银那么冷，一二月间，动辄零下十度。戈壁的风在空中怒飞，声响巨大，仿佛窗外有个海洋。路上积雪及膝，白茫茫的原野一望无际。但人们还是要出门跳舞。

工厂萧条，人心涣散，上班的人，早上去单位签个到，就奔舞厅而去。

舞厅是命案的高发地。年轻的荷尔蒙无处发泄，你踩了我的脚，我请了你心仪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个舞厅的标配，是门口两个维持秩序的彪形大汉。

各个工厂的俱乐部都改装成了舞厅，挂一个霓虹灯球，热闹得很。七八个人组个乐队，翻来覆去弹那几首曲子，声震四野。搬着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铁椅，堆满了舞厅的墙角。

那段时间，“白银强奸杀人案”的嫌犯高承勇也爱上了跳舞。交谊舞，在邻村的舞厅，两块钱一个人，能跳上一整天。他曾因拥抱别人女朋友而被刺伤，目击者称，“血流得呼呼的”。

焦灼的年头，人们的情绪被放大了。世道乱起来。相继出现卖瓜小贩被杀、抢劫杀人、帮派火拼杀人等案件，捅死了不少人。

嫌疑人一个个排查过去，看着像，证据又都不够，张端心里像是汽车打火打不着，又兴奋又痛苦。

破案遥遥无期，但排查没有停止。警察在黄河这岸的市区，逐户摸排。而高承勇在黄河那岸，继续生活。

恐慌1998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

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

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节前后，三天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盐厂女工崔某倒在客厅一片血泊中。

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刷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

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