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晚，一名票友在白银市中心的一个凉亭中表演秦腔，吸引了上百名戏迷围坐听戏。

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

刑警王洋(化名)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着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

在灰扑扑的厂区，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着装要求，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的确良工装，单调而沉闷。一位当年的纺织女工回忆，正因如此，年轻姑娘们下班后格外爱穿红色，它那样明亮，让人快乐。

但连环凶案将这种美好“变异”了。

白银市图书馆管理员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时，买一件红衣穿两天，其他时候再也不穿红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讨厌红色。那几年，街上看不到红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长发，女孩们都把长发挽起。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流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

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着灯，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

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

曾经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职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银公司，开始发不出工资，白银公司职工羡慕起白银市职工。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

疑犯消失的十四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离他们远远的。

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取走。

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

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的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呼噜了几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就此错过。

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水川路与白银分局刑警支队一街之隔，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

后来张端分析作案时间，要是接警后能及时赶到，警察应该会与凶手迎面撞上。因为逃离现场的路只有一个出口。

而机会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2002年，凶手在陶乐春宾馆三楼再次作案，将25岁的朱某颈部切开。从此停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