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大国应有的外交？

据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1月19日 报道，近期，两位同是77岁的长者的回答进入公众视野。一位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华黎明，他在《中国正在说》上谈到了中国的外交官的职责;另一位是居住在英国伦敦的记者兼制片人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他在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中亲自出镜、解说，皮尔格以强烈批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著名。

两位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长者的共同观点是：一旦核战爆发，人类将遭殃。华黎明还表示，中国不存在鹰派和鸽派，硬要有二次核打击力、软要广交朋友。

本文将以第三人称方式引述两位长者观点。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文汇讲堂”(ID：wenhuijiangtang)，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资深外交官华黎明

2006年，从荷兰大使岗位上卸任5年的华黎明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也开始了他和网民们“互动”的后外交生涯。2015年，记者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的年度外交形势回顾与展望会上，再次见到华黎明大使，他的言辞依然犀利但理性。

2002年，记者在国际部工作时，曾和部主任前往北京向一批资深外交官约稿，华黎明大使就是一位，但凡伊朗和中东问题，他是不二的受访嘉宾，谁又有他1970年代就见过巴列维国王，1991年至1995年担任驻伊朗大使的完整经历呢?

此前，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里，他以《崛起中大国的国际战略》做了主题演讲和互动。第一线的经历让他有了说中国故事的权重，也显示出和温铁军、陈平、郑若麟、金灿荣前几位嘉宾不同的风格。华黎明大使再次重申了作为中国外交官的职责：把军队推到第一线是外交官的失责，外交官的关键是广交朋友。

挨打、挨饿、挨骂声中的外交老兵看“中国崛起”

“我在荷兰商企界很受追捧，但是到外交部，常常受到人权、台湾、西藏等的问题的刁难。”

这位带着阿联酋总统授予的一级独立勋章的外交官，开首便点出自己曾在国际上“挨骂”的处境。

借用有人为中国现代史所编的生动归纳“挨打挨饿挨骂”，华黎明称，自己出生在抗战时被日本占领的上海，经历了“挨打”，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挨饿”，然而当了外交官，却又“挨骂”。“这是因为中国崛起了，西方有着矛盾的心理。”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他从1991年开始担任过十年大使，分别驻伊朗、阿联酋和荷兰。

有数学概念的人都会感叹，198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才2000亿，到了2014年增加了34倍，进出口贸易增加了114倍，外汇储备增加了30000倍。在华黎明看来，中国崛起无非两个原因。内部原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焕发了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潜能。外部原因是，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导致了资金、商品、技术在全世界自由流动，给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3亿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

中国崛起的速度与能量

中国崛起不仅是民族的千秋伟业，也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一份厚礼，华黎明分析，不仅有巨大的脱贫人口来自中国，而且在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时，唯有中国这个强大的经济体带领世界从危机中复苏。

西方人焦虑的哲学根源：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

然而，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既欢迎也焦虑。华黎明称为“中国的崛起遭遇了悖论。”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债务国。2016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之间每年的人员往来，已经超过510万人次。依存度很高，但又存在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几百年来以西方国家为世界中心的利益格局。而自英国工业革命500年以来，世界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包括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华黎明举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说过，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中国在赶超的脚步声。”而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败选的希拉里曾经说过，“我不愿意让我的孙辈，生活在由中国制定游戏规则的世界里。”

另一方面更深层次，“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华黎明分析，1991年苏联解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终结了，但是中国当下的繁荣对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中国崛起为何遭遇悖论?在华黎明看来，一方面是现实利益，从国家逻辑基础上，是对抗冲突、零和博弈的关系;但从市场经济基础上看，是合作共赢、正和博弈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双重基础，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复杂和矛盾。

另一方面，从西方人的历史观看来，“国强必霸”。远有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近有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美国、苏联。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怎能例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

华黎明也试图寻找西方人的哲理根基，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德国和日本就曾经这样。反观德国和日本国家的历史，华黎明认为，是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一面镜子，不能重走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