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落后20年!何人向中央报告促成对外开放?

采访时间：2010年7月14日

对话人物：

刘念远(谷牧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2009年11月，96岁的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在北京平静离去，留下了特区拓荒一代的光荣与梦想。

2004年小平百年纪念之际，南方日报记者曾赴京采访谷牧，感受改革者风采。去年老人辞世，本报送去花圈，送上南方的怀念。2010年特区30周年时，记者又专程来到北京西单附近一座安静的四合院，走进老人晚年会客的书房。

谷牧长子刘念远将军指着书房说，这里原来是傅作义的官邸，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重修过，父亲晚年一直住在这里。

斯人已去，好在有些记忆是震不坏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种关于特区开创的浪漫主义叙事，无疑省略了其中的踯躅与艰辛。30年后的今天，重温“杀出一条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许更能体味特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副总理，邓小平说他是“明白人”，叶剑英说他是“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儒学、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受中央委托带领特区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对于特区来说，他既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

为了来自南方的怀念，刘念远特意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他与参与《谷牧回忆录》统稿的二弟刘会远，以及谷牧晚年秘书张守德，与我们一起追缅老人留下的“特区记忆”，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新中国首次派团访欧元首争邀“谈经济”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

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正是这支“侦察兵”，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决心。

南方日报：说起特区的草创，可以追溯到谷老的西欧考察之旅，“开眼看世界”拉开开放序幕。

刘念远：1976年“四人帮”被擒，父亲高兴地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他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1978年，父亲带队考察西欧五国。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父亲率领的西欧考察队抵达法国。

南方日报：据说他们此行，接待规格出乎意料地高?

刘念远：父亲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见了。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父亲说，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坦认“落后二十年”老帅震动支持改革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南方日报：谷老当年的报告很大胆。

刘念远：他在报告中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

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他的详细汇报。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南方日报：老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啊。

刘念远：我讲一个故事。会后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

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编者注：当年谷牧和余秋里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受到批斗)。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