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央最急需的干部，为啥要填写90个表格?

撰文| 黄悦鑫编辑| 邹春霞

在基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

刘成良最近写了篇文章为基层扶贫干部发声。文章发出后，很多认识他的干部跟他联系，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刘成良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关注精准扶贫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宁夏、湖北、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调研扶贫工作。在各地调研时，他不仅对参与扶贫工作的不同群体如县乡干部、村两委干部、贫困户、一般群众进行访谈，还深入实地，与扶贫干部一起填写材料、跑项目、做群众工作、开群众会等。

刘成良告诉政知见，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女性扶贫干部，有一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自己边哭边做了一个晚上的扶贫材料。

扶贫材料实在太多了

政知见：你为什么要写《在基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这篇文章，发表后有啥影响?

刘成良：当下，所有人的目光主要聚焦在扶贫工作的成效方面，然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主体——扶贫干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倒在了扶贫攻坚道路上的干部。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扶贫干部本身，他们的心理、苦恼以及家庭等。他们正在遭遇的很多困境也是值得当前的脱贫攻坚政策反思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扶贫。

说到文章的影响，观察者网将文章发出后，半月谈很快进行了转载，很多认识我的干部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和我联系，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当然，区区一篇文章，很难改变政策，扶贫干部们依然忙碌着，依然在忙碌的应付那些让他们苦恼的材料工作。

政知见：扶贫干部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刘成良：扶贫干部的主要工作状态就是“辛苦”，自上而下的任务、要求非常多。精准扶贫强调精准，意味着要做大量的调查、数据材料以支撑精准的要求，并且上级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很紧迫，各项的考核监督又非常多。

不同时候，上面来的任务不一样，每天的安排也不一样，比如上级突然来文需要某项报表或者数据，那么干部们就可能从早到晚地在村里忙这些材料。或者如果上级要来检查，干部们就会从早到晚地忙着整理各项档案材料，甚至是通宵。有些时候，扶贫干部一天都会在外面开会，或者跑项目。

我接触到的部分参与扶贫工作的是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女孩说得很形象，有一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她自己边哭边做了一晚上，扶贫材料实在太多了。

所以说，这些材料填写的工作占用了扶贫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他们做扶贫的实际工作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当然，除了整理材料，干部们做实际工作的时间也是有的，干部抱怨最多的就是材料工作多，耽误了做实际工作的时间。有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干部，是很喜欢和农民打交道的，但是整理材料的工作比如填表格、录系统等并非他们擅长的，很多年纪大一点的干部做实际工作很有一套的。

政知见：你提到扶贫干部要填90多个表格，这些表格都是哪里要的?

刘成良：现在政府部门一般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攻坚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专责小组：农业、水利、交通、教育、发改、移民等部门，这是一种统分结合、部门协作的方式，因此各项表格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总是待在村庄里面作用很难发挥得好”

政知见：你调研过很多地区，现在都哪些干部在基层扶贫?

刘成良：当前，在基层从事扶贫工作的，按照工作的地域属性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乡镇干部，他们是“地方主官”，对于属地范围内的方方面面工作负责，当然，扶贫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扶贫涉及到一系列系统性工程，需要上下沟通，仅靠村两委干部是不够的;第二类是外来干部，按照任务分工，外来干部又分为帮扶干部(专门帮助贫困户的干部)和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是专门对贫困村脱贫任务负责的干部，既要负责扶贫项目的争取和落地，还要负责基层组织建设，保障村庄有良好的治理格局，为扶贫创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环境。而不同地区对外来干部的叫法又有些差异，还有的叫做驻村干部，这些人来自于乡镇之外的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按照扶贫工作要求，与本职工作脱钩，完全参与到基层的扶贫工作中。

政知见：最近媒体报道，陕西榆林利用GPS对扶贫干部进行定位，你怎么看这件事?

刘成良：GPS定位是无法解决当前这些难题的，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扶贫干部的不信任。扶贫干部现在对一个问题很纠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村庄脱贫，但是总是待在村庄里面作用很难发挥得好，他们需要出去开会，需要去乡镇或者市县找项目，需要去群众家里做工作吧。

现在这些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扶贫干部待在村里，但是他们天天待在村里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一个扶贫干部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应该从结果上看，哪怕他一天也没在村里待过，但是只要村子发展得好，他同样应该得到表彰。同理，如果扶贫干部天天待在村里，村子并没有得到发展，那么精细化的监督措施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政知见：你在文章中刻画的干部形象是十分艰苦的并且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很多村官欺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反差?

刘成良：村官欺民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在通讯发达、纪检严格的背景下，这种事情的发生极少。当然，如果类似事件真的发生了，肯定要严肃处理。我在文章中聚焦的主要是乡镇基层干部，这些人都是拥有体制身份的，一旦发生欺压百姓的事情，后果十分严重，所以说这部分群体很少有越轨行为。

“目前扶贫工作存在一个指标化操作的问题”

政知见：你在文章中发问“谁是贫困户?”你认为什么样的家庭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刘成良：不管在哪里调研，在村庄内，大家对于贫困现象都有一个共识性的评价，即那些身体残疾、痴呆傻或者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导致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成为低保户或者贫困户所有人都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目前扶贫工作存在一个指标化操作的问题，中央倡导的扶贫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地方政府的应对逻辑也有了不同，除去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剩余的那些指标不管如何分配都会产生问题。在很多地方，低保也是按指标操作的逻辑。在村庄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谁得到低保谁光荣，成为了低保户不仅有补助，看病等一系列政策也比别人要好。

由于政府的惠民政策过于集中于某一群体，造成了大家争当贫困户、低保户的结果。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并不是温饱问题，即使我去了最穷的地方，那些农民吃穿都不成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优势，同时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给社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当然，在对比之下，会出现一些人生活要差一些，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吃懒做、嗜赌成命的人，生活肯定要差，肯定符合贫困户的标准，但是我们就应该给予这些人那么多优惠帮助吗?

政知见：你曾经到过宁夏、湖北、江西、广西、云南、河南等地调研，这些省份包含中部和西部多地，那么中部和西部的扶贫工作有什么不同呢?

刘成良：西部地区的扶贫人物要艰巨一些，很多地区涉及到易地扶贫搬迁，而西部地区的群众文化水平相对不高，思想较为落后，无论是搬迁还是发展产业，阻力都大一些，难度也就大了。

政知见：你在另一篇文章《做乡镇干部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中也提到了基层工作的艰难程度，很难进行科学分工，在你多年的调研中，你怎么看待这种问题?

刘成良：基层工作是综合性工作，很难进行科层制分工，这是一种基本运行常态。对于乡镇来讲，基层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在我们国家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乡镇处于末梢地位，往往是几十个人对接上级几十个部门，落实到人上面，有些乡镇干部一个人就要负责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并且乡镇还需要直接和农民打交道。

比如在乡镇，民政(低保、救助等)可能仅有一两个人负责，要对接几万农民。如果按照严格的科层制分工的话，那么这些工作都要由这一两个人来做，很显然是不能的，除非加强配置，但是这就造成了基层冗员的现象。不如大家一起配合、协调来做快一些。

而且基层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科层制的那些东西很难和农民对接，农民素质层次高低差异很大，面对一个表格，很多农民看不懂，基层工作没办法按照现代城市规则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