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慰安妇老人在一起。

原标题：赶在零之前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林爱兰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沉默、平静、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体报道：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林爱兰被仇恨笼罩，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

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镜头一点点拉近，再拉近，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韦绍兰

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

“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话匣子”，她挨个问摄制组成员都是哪儿的人，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这猫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妇老人应该有的“特征”，可相处越久，老人越亲切，每天看到自己就问“吃了吗”。镜头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镜头不断拉远，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几个小时一晃而过。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慰安妇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静、苍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妇幸存者。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背不起麦子了，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没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个废人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说服了自己，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年轻的导演说，自己认清了一件事，“电影可以设计、可以构思，但生活永远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