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其中一项内容是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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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

会议指出，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会议强调，要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上述会议对我国的人口发展现状做出了哪些重要判断，又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强调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红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下降0.94个千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268万人，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2022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未来将会出现长期的人口总量减少，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少年儿童比重长期较低水平，以及空间上人口流动性继续增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提出“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的提法。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此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传达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我们对中国人口发展国情的认识，实际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表示，“假如说在上一个阶段，我们更加强调人口规模的红利，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可能更加强调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红利。”

任远认为，新提法是在我国人口发生着相当剧烈的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之下，对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导向。”

任远表示，会议提出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容非常丰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在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的基本背景下，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对国家发展尤其重要。

任远认为，人口系统本身是一个包含着人口数量、结构、空间分布和人口素质等在内的整体的复合系统，并和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系统发展整体的关联。所以，人口发展战略应该构建一个综合的人口发展战略体系，其中包括加强服务和支持生育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促进人口发展的长期均衡；也应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动，重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城乡发展；以及包括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的战略。

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

怎么理解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

实际上，未来应更重视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红利，以及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也是近来业内多持有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与政策调整的机会窗口》中指出，人口数量不足可以用质量来补充，人力资本永远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通常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下一步要用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来提高人力资本，一个途径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同时，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能把这部分劳动力更顺畅地转移出来，大幅度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教育强国的作用对社会的多方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具体的要求，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教育的保障。

提高人口素质是有潜力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人才红利逐步显现。202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比2021年提高0.11年，比2020年提高0.18年。

在史毅看来，教育强国，不只是单纯去提高文化程度，而是更应该怎样通过教育改革，让劳动年龄人口在技能水平、综合素质的提高上有显著的成效。

从具体措施来看，史毅认为，应该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待提高人口素质问题，比如，将托育、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比如OECD‘强势开端’计划，认为儿童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远远高于中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针对高等教育，要推动其专业设置以及培养体系的改革，让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能够更紧密地对接，“因为当前高等教育更多是通识教育，其专业的精细化程度，以及应用能力和产业、职业的接轨还是不够。”此外，针对在职人群，有一部分岗位的技能培训，尤其是国家紧缺行业的技能培训，应该由公共财政负担。最后，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要把“终身学习”落地，把现有资源比如老年大学的优势利用起来，扩充功能，把它们变成面向全社会的培训或学习的场所，为老年人的技能提升以及认知能力的提升提供一些支持，有助于他们再就业或从事一些灵活就业类的岗位。

如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如何实现会议提出的“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任远认为，生育问题是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变动的最根本的因素。当前我国面临着长期的低生育率，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都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要重视加强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

他指出，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从2021年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已经实施了较多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如生育津贴、普惠性的托育托幼服务等。

比如，杭州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沈阳印发《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透露，5月1日起实施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的操作细则。

“这些政策将会在全国不同地区通过政策扩散的方式不断得到扩展。”任远说。不过，他强调，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也要关注一些对人们生育有突出限制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的家庭分离和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以及城市中较高的生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限制等。“总体上说，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其实低于人们的意愿生育水平，因此，要通过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健全，实施从结婚、怀孕到生育、抚育、教育等全阶段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才能更好地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史毅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补充支柱性的政策体系。比如，生育保险制度要跟上，“当前生育保险制度覆盖的人群主要是参加了职工医保的人群，但是这个人群在整个就业人群或者说在整个育龄女性中，比例并不高，那些灵活就业的、未就业的，是不是也要被覆盖？”再如，托育的发展现在更多关注机构的问题，即便是能够把托位数量建设达到标准，也依然无法满足数量上的需求，因此，需考虑还能提供哪些支持；另外包括，把辅助生殖服务纳入医保等，这些都是生育友好比较核心的内容。

“生育友好是一个理念性的内容，确实是应该全社会倡导，让大家形成共识，但是在共识之后，更需要有比较实际的政策措施或保障制度来支撑生育友好。”史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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