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仅出过58个进士的福建，到了宋代迎来了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根据统计，整个宋代，福建在科举考试中诞生了7000多名进士，约为当时全国数量的五分之一。

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大多进入了当时的“公务员”队伍，一时可谓俊才荟萃。在这些“福建制造”的公务员中，有一名泉州南安人很是特殊——他就是学问、道德、政绩俱佳，又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级公务员”，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的苏颂。

有意思的是，这位被史书称誉为“经史、九流、百 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的奇才，在科技方面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制造出世界天文钟的鼻祖——“水运仪象台”并写下《新仪象法要》，为后人留下现存中国最早的水力运转天文仪器专著。

他造出“世界时钟鼻祖”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朝廷计划“别制浑仪”。所谓“浑仪”、“浑象”，这是一种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用以观测和表现天体位置的仪器。因为当时任吏部尚书的苏颂精通律例，加上“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志同道合的两人便召集王沇之等在科技方面有专长的同僚，开始了水运仪象台的制造。

根据《宋史》片言只字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水运仪象台的构造。《宋史·苏颂传》介绍，水运仪象台“为台三层，上设浑仪(天体测量之用)，中设浑象(天体运行演示)，下设司辰(自动报时器)”，分为三部分。更神奇的是，它还吸收了水车、筒车等民间通用的机械原理，“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完全自动。

到了北宋元祐七年，苏颂和同伴们花费四年功夫的水运仪象台终于在开封造成。这个台高12米、宽7米的大家伙，除具有近代天文台的雏形外，尤其值得称道的还有它的报时功能。《宋史》称之“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不差晷刻”，准确性极高。基本上，它已是一台真正意义的天文钟，更被誉为“世界时钟鼻祖”。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的书中得到证明。他提到：“苏颂把钟表机械和天文观察仪器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与罗伯特·胡克均被西方认为是天文钟表的发明人)先行七个世纪”。

外国人对此称羡不已，国人对这台水运仪象台同样心驰神往。元丞相脱脱主持编撰的《宋史》更是赞叹地称之为“前此未有也”，不吝溢美之词。

历代几番复制终于成功

这台设计精巧的仪器，却在靖康之乱的战火中被金军掠往燕京，后更因不便运输被丢弃。

南渡后的宋朝君臣对此念念不忘。根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年，当时的工部员外郎袁正功便献上“浑仪木样”，雄心勃勃计划复制水运仪象台。有意思的是，旧时东京旧仪“用铜二万余”，考虑南宋刚经历战乱，君臣特别将铜减量，“折半用八千斤有奇”。尽管如此，由于朝廷诸臣罕有通晓其原理的，复制一直未能成功。

束手无策的官员们只好请出苏颂的儿子苏携，让他将老父亲的遗书献上以“考质旧法”。遗憾的是，这次竟连苏携也没能懂。直到绍兴十四年，朝廷命历史上的“资深奸臣”秦桧“提举铸浑仪”，秦桧甚至为此专门请教过朱熹，但复制仍未能成功。

之后历代均有再造，也都未能成功。直到1958年，著名的博物馆学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家王振铎先生，依据苏颂留下的《新仪象法要》，按1：5的比例成功复制了水运仪象台的模型。其后，英国、美国以及台湾地区，才陆续出现复原模型。

读者若有兴趣，还可以到厦门同安的苏颂公园看看，那有一台按1:1比例仿制的水运仪象台。值得一提的是，这座仪象台可不是简单的模型，而是一座真正的小型天文台。

除水运仪象台外，苏颂对科技的贡献还在于写下了三卷《新仪象法要》。这部著作当中的星图收录了1434颗恒星，书中更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原理及使用方法，堪称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力运转天文仪器专著。

有意思的是，这位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级公务员，还写下了20卷《本草图经》。书中精细绘制了近千幅药物标本的图案，被推为宋朝最完善也是最科学的医药书。

(来源：大闽网 供稿：紫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