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部队以后，我给他们写信，我是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会诉苦。他们就写信教育我，让我想想劳动人民的孩子是怎么过来的。“别人能吃苦，为什么你就不能吃苦?”

上观新闻：一开始您是做护士，是吧?

朱新华：护理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护工。刚开始不是不想干，是不会干。比如挑水，我不会，根本就没扛过扁担。

在从化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奶奶爬山，遇到一个40多岁的妇女带着女儿挑着柴禾从山上下来，我和奶奶就上前和她们聊天。我奶奶挑着柴禾试了试，然后让我去挑，我说我不会。我奶奶就教育我：“人家小孩不到14岁就会挑，你将来可能也要挑担子。”我只好去试了试，挑起来了，但迈不开腿，前后两捆柴禾乱撞。奶奶一边笑，一边教我怎么挑，前面要轻一点，后面要重一点。

上观新闻：我看到有资料说，当时您还曾经让您爷爷想办法给您调动工作，有这事吗?

朱新华：有，成天让我搞卫生、扫厕所、端屎端尿，我说当兵怎么干这事。我爷爷奶奶就批评我：“不要见异思迁，要向劳动人民学习，为什么别人能干，你不能干?”后来我就继续工作，直到去上大学。

上观新闻：我注意到您和您的几个兄弟都有参军的经历，是将门子弟的关系吗?

朱新华：也不是。我小时候还想当农民呢。小学的时候写《我的理想》，我写的是我想当个农民。这篇文章作为范文还在全班念了一下。现在我还能记得里面的几句话：春天农田像一片绿色的地毯，秋天则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当时觉得农村特别美。

上观新闻：朱老总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朱新华：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有一条要求：“你们是我的后代，可以说你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但是我所要的接班人，不是接官、接地位，是要接革命的班。不是说你出生在红色的家庭里，就理所当然是红色接班人，接班人要有理想、有志向、有专业。你们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所以我哥哥和平去学工，我爷爷特别高兴。后来我哥哥参军，一开始，部队要送我哥哥去指挥学院当指挥员，我爷爷不同意。爷爷说现在的部队和过去不一样，部队建设要走军事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要求和平去学一门技术。他已经预测到，未来的部队不是靠小米加步枪，而是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所以我哥哥学的是雷达专业。

上观新闻：您学医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朱新华：我学医是因为我在医院工作，1973年我上了大学，我学医爷爷挺高兴。但文革时候我还是初中生，文化课基础很差，化学、物理也没学过，光补习文化课就补习了半年。我爷爷还让我奶奶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给我买过一本医学的英汉大词典，寄到了广州。

上观新闻：听说朱老总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让你们“做无产阶级”?

朱新华：我们赶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昏迷，还能说话，但说话很费力，只能说很少的话。看到我们还挺高兴，说：“你们要做无产阶级。”后来李先念来看他，他说：“中国还是要搞工业化、走现代化的道路。”

上观新闻：除此之外他对家里没有任何安排吗?

朱新华：没有，不可能说那么多。

我爷爷病危的时候，我正在实习，电话是广州军区打到我们学校说：“朱老总的孙女在你们学校上学，马上通知她回北京。”我们学校都不知道朱德孙女在这里上学，校长说：“不知道啊，没有这个人。”查了以后才找到我，当时也没跟我说什么，就让我赶紧回广州，行李也没拿了。等我回到广州，他们让我赶紧回北京。广州军区派了个车，机票也买好了，直接上飞机。到了北京，我记得那时候天都黑了，我从机场出来直接去了医院。

进病房的时候，奶奶跟我们说：“不准哭!不准在他面前掉眼泪!”但是看到我爷爷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特别难受，只能忍着不哭。我就和他说了说我在广州的情况，他拉着我的手点点头。

第二天到了医院，专家会诊，不许家属参加。我那时候虽然在学医，但还没进入临床，我奶奶把我叫到身边，让我和顾英奇(朱德的保健医生)一起参加医疗组，参加会诊。但是爷爷的病情发展很快，住院9天就离开了。

上观新闻：我记得当时的记录是，他去世时就留下了两万多元，是吧?

朱新华：对，都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共是20306.16元，后来交了党费。我爷爷每个月工资有400多块钱，我们的开支都从爷爷的工资上走。他拿的是国家工资，不是元帅工资，元帅工资有700多元。他一看，加起来工资比主席的还多，就把元帅工资给退回去了。

上观新闻：其他就没给你们留下什么?

朱新华：没有了。我们家没有房产，房子后来国家收回了，也没有遗产，那些钱全交党费了。

上观新闻：现在您住的房子是医院分配的房子?

朱新华：对，这房子还没发房产证呢。

朱德给家人写的最后一封亲笔回信复印件。“红后代”的压力

上观新闻：作为“红后代”，您觉得是压力比较大，还是光环比较大?

朱新华：小时候没有感到什么光环。我觉得我和普通孩子一样。我在学校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后代。现在参加聚会，我都不允许别人说我的出身。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不要到处彰显自己的出身，出身和你自己没什么关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天生的，但未来的路是自己走的。不过我很荣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要说压力，也没什么。参加劳动、参加训练，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不过我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多一点。不能让别人说我坏话，人家说我的坏话，就是说我家里的坏话，不能给自己家抹黑。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参军以后，我是拼命吃苦。别人干的活我要想办法做到。一开始我不会挑担子，但是后来我挑得比谁都好。上世纪70年代的医院条件比较差，病房里没有热水，病人喝的热水需要我们一桶一桶从从锅炉房挑上楼。我上楼的时候一桶一桶挑，走平路的时候我能一下挑4个桶，别人都很惊奇。

有一次我奶奶去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亲眼看着我挑着水从锅炉房走过来，她一直没叫我，怕一叫我把水洒了。

我爷爷对我爸妈要求也很严格。我妈妈生完孩子休56天产假，产假一结束就去上班。为了让我爸爸妈妈安心上班，我爷爷奶奶就说：“等孩子断奶之后，就送到北京来，我们给你带孩子。”所以我哥哥10个月、和平8个月就被送到了中南海。

我们这样的家庭，不上班、在家里游手好闲，老人肯定是看不惯。

上观新闻：听起来挺有压力啊。

朱新华：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很多人都会变。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思想就是这样，你去看看这个年代出生的其他“红后代”，也大多是这样的想法。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特别卖力，特别能吃苦。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我是这样家庭出来的，我要做表率，不能表现得比别人差。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

我们50年代生人经历了很多。我女儿都不知道我们当时经历了什么，她没有经历过，只能像听故事一样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