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到了西城经侦，工作人员说我们这里不接报案，报案得去派出所。“再说了你这是自己签的合同，不归警察管，得去法院。”张雪飞向南方周末记者复述。

确实，公安部曾多次出台文件，严禁公安机关介入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这是为了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个别人借公安之手报复、打击民事领域的对手。所以公安机关看到报案人手里有合同、公证书等文件，一般会劝当事人到法院解决。

2016年10月底的一天，接近凌晨快两点，张雪飞还和爱人开着车在西直门桥上漫无目的地瞎走。方正公证处就在一公里内。两人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还能找谁，兜兜转转一番，进了最近的一家派出所。今晚，报不上案就不走了。

正是那天晚上，派出所的民警收了张雪飞的材料，之后又转到西城经侦。但民警告诉她：收材料不等于立案，要想真的立案，至少要凑四到七家。

不只张雪飞，子女们把能跑的地方都跑了，公安、信访、司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在公证处、派出所偶遇，最终走到一起。

他们慢慢学会了用手机、录音笔录音取证，用手机软件查询企业工商资料，还把与案件相关的各种文件装订成册、排出目录序号，相约着到各处讨要说法。

为了解决报案、立案的事，几位老人的女儿穿戴整齐，打算在公安局门口撒泼。可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憋了半天，谁也张不开嘴。

2016年11月，广艳彬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西城公安分局经侦支队立案。2017年2月27日，广艳彬因涉嫌诈骗，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

公安机关之所以立案，是因为发现前来报案的老人很多。如果只是个案，确实可能是老人签合同、做公证时的疏忽。但如果同样的情况大面积爆发，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据北京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统计，截至目前，仅广艳彬涉嫌的、由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移送检察院的案子就有30起左右。工作站已向社会发出预警。

这期间，李树达等三位老人到北京电视台录制了《生活广角》栏目，讲述各自遭遇。节目中，北京某著名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承诺，“你们三个人的官司，我免费为你们代理。”

下了节目，老人们找到这名律师。律师表示，你们的案子比较复杂，刑事、民事加在一起，一家要你们28万。

7

“保广行动”

并非所有老人都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2016年国庆期间，李凌来到一个叫田新颜的人家中。到达时，田家已经坐了一屋子老人。田新颜从2014年便加入广艳彬的“理财”项目并不断拉人。她曾告诉其他老人，自己赚来的钱已在北京、深圳各添置了一套房产。但2016年春节过后，广艳彬曾多次向老人们表示：自己的资金链已然断裂。

“我当时的想法是，咱们得联合在一起报案。因为报案必须人多。”李凌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但聊着聊着，老人们的话头就不对了。

“他们说自己都拿了钱，不能报案。然后就开始商量，怎么再发展其他人把广艳彬(资金)的窟窿堵上，自己就可以踩着别人出去。大家基本上都赞同了。”

从田新颜家出来，北京正下着雨。李凌的心情糟糕至极。

事实上，当初被广艳彬拉拢的老人，有着不同的层级和角色。为广艳彬介绍生意的老人，多数可以从中获利。有的按人头提成，每拉一人拿两三万;有的按比例提成，多的可以拿到“理财”金额的5%;有的甚至作为中间人，分别与广艳彬和下家的老人签合同，克扣下家应得的利息。

当然，也有人只是希望与亲友分享赚钱机会，比如张培。看到她突然变得慷慨大方甚至出国旅游，王奕龙等人也加入进来。以至于后来在共同维权时，李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母亲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