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大追捕追赃力度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今年两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将“深化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对此，透明国际亚太区项目主任廖燃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共十八大后加大反腐力度开始，明显感觉到国内贪官外逃和资金外流加速。加拿大、美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大城市的房地产去年都在暴涨，而买家大部分是中国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些端倪。

廖燃说，现在中国鼓励国企走出去投资，虽然大部分可能是真的去国外办厂，但是仍然有部分是转移资金。比如有人出口的一批货物本来价值3000万，但他只报1000万就卖出去，2000万就留在国外，这是常见的洗钱方式。廖燃称，过去5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达5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是保守估计。

美国一些执法官员和司法界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贪官跑到美国并留下来不难，但是把他弄回去却不容易。这不一定是美国政府有意刁难中国，主要是要通过美国移民递解的司法程序，如果中国贪官在美国没有新的违法活动，很难把他们遣返。

中国政府捉拿逃到美国的贪官有难度，除了欠缺这方面的司法合作外，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也是原因之一。邓洪表示，目前中国贪官获取移民身份的方式往往是投资移民，贪官首先把自己的亲属以投资移民的方式送到美国，亲属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很容易为贪官申请美国绿卡。他说，虽然在申办投资移民时，规定要说清楚资金来源，但美国查得并不严格，有些来源也无法查证;另外，经济不景气，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有钱进来，何乐而不为。

中美司法亟需深度合作

2011年起，中美开始讨论遣返被中国通缉的贪污犯的合作问题。当年余振东被遣返一案曾被舆论认为是在尚未签订引渡条约的背景下中美司法合作的成功范例。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汤姆斯曾对媒体高调宣称，任何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前往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向我们提出调查的要求，而且我们也查证其确实在中国实施了犯罪行为，我们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但时至今日，这样的遣返很少。

廖燃说，这里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双方的法律体系不同，不能接轨。在美国，法官判案引述有关案例，没办法打包处理一类案子。而中美要想签订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是双方对司法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认识的分歧。

美国一些执法官员和法律人士则认为，要想有效打击逃到美国的贪官，中美若一时签不了刑事引渡条约，可以先从两国司法检察机关相互交换资料着手。此外，中国还应善用美国法律，并研究贪官转移资金的新特点，同时还要有一些鼓励美方配合的措施。

邓洪说，一些贪官在中国拥有很多财产，逃到美国后就用中国的这些财产抵押贷款，这样一方面可以逃避每次向国外汇款不能超过5万美元的限制，同时其实质也是洗钱。这是最近一两年，贪官使用的转移资金的最新手法，一些在中美营业的小银行会涉及此类业务。

除了要求遣返贪官，中国与美国合作打击外逃贪官还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贪官被捉住，对其贪污的钱怎么办?廖燃说，有学者认为对贪官的赃款，可以适当让外逃目的国享有部分利益以助遣返贪官，但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行，“因为人家根本不想给你。即使人可以遣返给你，但钱不能帮你追回来。”他说，对于追讨外逃资金，“除了刑事诉讼，中国应同时注重对贪官的民事诉讼。中国刑事判决中可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这一条在国外不管用。而民事判决结果，在国外可能被认可。”他认为，在中国，反贪似乎只是纪委的事，银行、税务等部门只是配合一下。实际上，许多漏洞都出在这些部门的监管上。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开很多账户，甚至有好几个合法身份，因此监管特别难，漏洞太大。(环球时报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孙卫赤 环球时报记者 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