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低处不胜寒

主笔 刘世昕 本报记者 兰天鸣 何林璘 杨海《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25日01版)

制作：孔颖

2015年夏季的一天，豫中河口镇村民钱贵的母亲接到儿媳妇的长途电话：“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跟你儿子过了，我另找了人，要留在城里!”

钱母一下懵了。媳妇一向老实厚道，跟儿子结婚10年，已有一儿一女。这一年开春后，夫妻俩第一次去北京打工。“这才几个月呀，怎么突然就要扔下这么大个家呢?”

在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中，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用术语说，这叫‘悬垂家庭’，即夫妻没有离婚，也有孩子，但妻子在城市里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家人拿她们没办法。”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这是常见现象。

悬垂一段时间后，女方大多会选择离婚，重组家庭。中部地区一家市级法院曾对当地离婚诉讼情况进行统计，连续几年，由女方提出的诉讼占70%以上，而且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求离婚的。

钱贵也预感到自己的命运。这个今年已经32岁、带着两个“拖油瓶”的男人，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儿，加入到日益庞大的农村剩男队伍中。

剩女与剩男

“如果我不走，就要卷入无休止的相亲中，说不定就一辈子留在农村了”。大半年前，魏红薇从甘肃定西农村老家偷跑到了省会兰州，心里满满的都是独立和自由。

魏红薇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当迎宾，来来往往的客人几乎都会在进出时跟她聊几句，大多是“三个终极问题”：多大，哪来，结婚了没。

尽管城市让她有时候头晕目眩，但魏红薇与母亲那一代人不同了，她不只是来挣钱的，她希望留下来。一场与城里人的婚姻或许是她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

魏红薇的城市梦常会被大家嘲笑，“那么多白富美都还剩着呢，城里人怎么就能看得上你?”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近一倍，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

然而魏红薇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她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留在城里，而且在姐妹们的议论里，也不时听到成功的例子。

事实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9岁至65岁的人群中，城市男性结婚率始终高于农村;另一个数字是，同年龄段的城市女性未婚率高于城市男性。

虽然城市里未婚女性富余，但现实中农村男孩要靠一纸婚书留在城里，更像是天上掉馅饼。2013年，家住甘肃庆阳大山里的董超一度觉得馅饼掉在自己头上了。

那一年，董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自称父母是甘肃平凉的房地产老板，两人在网上聊得很投缘，私定了终身。虽然有点像做梦，但事情的进展却很真实。

当年10月，董超父母来到平凉订婚。双方父母也聊得很投机。女方父母还赠送了项链给董超母亲。从平凉回来，董超母亲十分骄傲地告诉乡亲们：“我家孩子娶媳妇进了城，不仅不要彩礼，还送了房子。”

1个月后，女方父亲打电话给董超的父亲，说房子装修好了，还差7万元，希望能支持一点。“当时我爸妈就想，反正也是为了两个孩子好，想都没想，就打过去了。”董超说。

可就在打卡过去的第二天，女方全家就人间蒸发了。董超这才醒悟，这是一场骗局。“没脸见人，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梦醒后，董超在外打工流浪了两年才敢回到村里。

“当前无论是诚市和乡村都存在‘婚姻贱农主义’倾向。农村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一直代表着落后、愚昧，农村人进城后，这种观念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认为，城市女性即便看不上城市条件不好的男性，也不会下嫁到边远农村，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的流行观念，也不符合年轻女性的价值取向。

“新农女”

马燕是村里最“潮”的姑娘。在兰州最繁华的西关十字，她是舞池里的公主。她习惯顶着厚厚的妆，把自己的陇东口音藏起来，除了不经意间偶然的暴露，很少有人能猜出她从哪儿来。

在这里，她是另一个自己。

短短20分钟，酒吧里跟马燕搭讪的男士就有3个。精致的装束下，没人发现，自称“莎莎”的马燕7年前才从大山里走出来。

在漂泊的日子里，她几乎干了所有能干的职业：服务员、美容技师、售货员、酒吧侍应，绝大多数都是城里姑娘觉得收入少、不体面的工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城市提供了太多的就业岗位，只要不挑剔，生存的机会比农村多得多。

在酒吧工作的日子里，马燕发现只要穿着得体，少说话，陌生人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尊重。她学会了化妆，学会了在网店买衣服，学会了普通话，还学会了抽烟。

7年里，马燕在城里换了5个男友，她说，如果找不到爱情，就追求能留在城里的婚姻吧。在走马灯式地换了多个男友以后，马燕还是觉得自己要找城里人，即便不是什么高帅富，自己孩子的命运或许能因此转折。

对于钱贵的妻子赵明明来说，城市的诱惑来得更急促。

在来北京之前，她只去过一次县城。钱贵家开了一家澡堂，他还有一手家传的厨艺，有时也会被村民请去做婚宴或丧事的厨师，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两个孩子上学后，经济吃紧，赵明明和钱贵决定一起外出打工。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钱贵在后厨，赵明明在前台做服务员。到京不久，赵明明就被餐厅一个男厨师看上了，这个来自河北保定的“城里人”，大胆地向赵明明示爱。

赵明明心乱了。钱贵是个老实人，但不爱交际，因为长期自我封闭，还养成了酗酒的毛病。相较钱贵的内向，保定厨师要活泛得多，而且有情趣、懂生活。经过几番挣扎，赵明明开始偷偷跟厨师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

钱贵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劝阻无效，怒而独自回到家中。从此赵明明便不再跟钱家人联系，过了两个月，赵明明给钱母打电话摊牌，称自己不再回家了。

其实在很多专家看来，像魏红薇、赵明明这样的90后“新农女”，她们大多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她们身上也少有体现，眼界的开阔和经济的独立，让她们更多选择了“个人本位”的生活态度。

中国一直有“向上婚”的传统，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农女”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社会地位，这种愿望变得更加普遍和强烈。“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她们有了更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可能。”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说，“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 道德观念淡薄， 开始追求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实惠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