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农村地区离婚率已高于城市 老婆跑路是常事

2016-02-25 11:16:05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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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甘肃省天水市通往甘谷县城的公路上,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赶路。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2015年10月29日,甘肃省天水市通往甘谷县城的公路上,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赶路。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剪刀差

“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马燕很喜欢哼唱这首在当地年轻人中传唱度很高的歌,她也迷上了城市里五光十色、如梦如幻的生活。现在,在拉面馆里,她会利索地跟伙计说:“二细,辣子多些。”犹如一个“老兰州”一样。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大半年的时间里,魏红薇也少了刚到城市的懵懂,多了一分坚持。进入腊月后,魏红薇已经多次接到家里的电话,让她回老家结婚。她并没有告诉家里,她在城里找了男朋友。她甚至决定,春节不回家。

对马燕和魏红薇这些90后来说,城市的生活就像一块吸铁石,满满的诱惑与新奇,她们不知道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公告,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她们更多的是爱上了在这里的感觉。

马燕说,网上买衣服,不管天南海北哪个城市,送到兰州也就一两天,可要送到老家的大山里,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很多快递公司最多也就送到县城。

然而,在城市待久了,“新农女”们就会明白,从农村通向城市的道路,需要决心、恒心,甚至是狠心。

梁丽丽的丈夫和她的父亲一般大。这个来自赣南的女孩在自己23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20岁的广东人。她说,自己可以少奋斗30年。

2012年,梁丽丽从江西来到东南沿海。她只要一说话,谁都知道她是个外来妹。“买个肥皂最好都要说当地话,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与这里的距离”。

为了融入当地,梁丽丽从粤语歌开始学,和粤语说得好的同事多聊天,慢慢克服了语言障碍。

可就算学会了说话,可漂泊感从未远离她。梁丽丽在朋友圈里写道:“这个城市没有草长莺飞的传说,它永远活在现实里面,快速的鼓点,匆忙的身影,我不知道我是谁。”

最终,一个机会给了她一个身份。

2013年,梁丽丽兼职给本地人打扫卫生,一次50元。因为打扫卫生时,家里要有人,打扫完毕,家里的男主人经常留梁丽丽一起吃晚饭。几次聊天后,梁丽丽才知道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妻子因车祸去世,如今孤身一人。“我觉得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关系,他需要人陪,我想要身份”。

当时,梁丽丽其实早已经和别人有了婚约,对方是个岁数相当的小伙儿。梁丽丽不是没挣扎过,可感情和虚荣填不满城乡间巨大的鸿沟,也替代不了身份后面那些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的福利。

尽管父亲觉得这样失信于人,极力反对,但梁丽丽最终还是毁了婚。这件事几乎遭到了全村人的谴责,但在跟家里大闹一场后,梁丽丽绝然地离开。

刘燕舞曾就城市与光棍的关系做过一个有趣的观察。他在山东青州调研时发现,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村庄,光棍始终是个位数,几个有残疾的男性村民也从偏远村庄娶到了媳妇;而离城区越远,村里的光棍数量也越多。“即便同个村庄也有差异,靠近公路的村组的光棍数量要明显少于其他村组”。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巨大的落差在婚姻市场上也形成剪刀差: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以上的人群中,农村男性未婚率始终高于城市;而45岁到49岁“铁杆剩男”年龄段的比例,城市是1.97%,农村是4.29%,高出1倍多。专家预测,2016年揭晓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这个剪刀差将会更加惊人。

落跑妻子

接到赵明明的电话,钱母立即去找媳妇娘家人,毕竟还有一双儿女,“大的9岁,小的7岁,乖巧得很,当娘的咋割舍得下?”

用孩子当筹码来拯救婚姻,这是许多悬垂家庭最后的手段,但结果大都无济于事。在赵明明沉默了几个月后,钱家已经绝望,放弃这个媳妇了。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 妇女应该是比男人更顾家的, 特别是更眷恋孩子, 但为什么我们的调查中高达87.5%的女性会不要孩子呢?”刘燕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反映了一个深刻变化,她们的家庭幸福观念已向个体幸福观念转变。”

母亲的离开有时有预兆,有时悄然无息。

在最小的孩子40天的时候,甘肃庆阳佛殿湾村村民张志文的妻子给孩子喂好奶,又给另外两个孩子买了点零食,然后将3个孩子关在窑洞里,出门后她给张志文打了个电话,“我去城里,不回来了”。

“我完全没想到老婆会跑,更没想过她会以那种方式离开。”张志文说,“她只带走了夏天的衣服。应该往南方去了。”张志文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最小的孩子在哭,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地上,吃着妈妈买给她们的零食。

在张志文以前的新房,全家福还挂在那儿。为了给张志文娶亲,父亲欠下了7万元债,好不容易去年还清了,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开始过安稳日子了,谁料祸从天降。

“老婆跑路在村里是常事,村里的拖油瓶有很多。”张志文说,“不敢带媳妇出去打工呀,就是出去了,也要盯紧点,怕媳妇跟别人跑了。”在他家族里同辈5个男青年,有4个老婆跑了。

跑出去一阵后,如果有了新对象,妻子们会回来办离婚。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在调研报告中写道:据在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离婚情况明显增多, 特别是90年代以来, 离婚数量占到解放后50年离婚总数的近50%。在湖北省松滋市,2004年审理的714件离婚案件中, 女方起诉所占比例高达75%以上,起诉的女方中,有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离婚的。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就全国而言, 婚姻挤压风险主要由贫穷农村来承担。城乡流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婚姻问题和城乡梯度婚姻的形成。”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说。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查到的公开数据,由于同期群城镇男性的再次挤压,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15.03% 。

李树茁认为,城镇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带来的社会组织的变化,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网络的变化,都是有益于农村青年的经济家庭和社会地位。如果能把农村青年流动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权利均等化,服务均等化,对性别失衡问题是有帮助的。

在这位学者看来,如果农村人能享受到与城市相似或者相见的物质、医疗、教育、社保等,农村姑娘就不会如此急迫地要向城市里流动。

“‘兰漂’了这些年,一直也不知道跟谁较劲,也到了出走的时候了”。7年,攒了6万多元,26岁的马燕决定结婚,但不是在兰州,而是回到家乡的县城,在家里的张罗下,她也算是走出了大山,准备嫁给一个县城里的人。

梁丽丽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安定,2014年,她给丈夫生了儿子。“过一段,我想把爸妈和弟弟接来一起住,或者攒够了钱,在城里给他们买套房。”

出乎意料的是,钱贵的妻子赵明明在今年春节前突然回来了,原来那个保定厨师的实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他兑现不了承诺给我的城市生活。”赵明明说。

[责任编辑: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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