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综合】中评社12月12日消息，全国港澳研究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1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以“宪法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切入”为主题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发言中表示，内地和香港在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上存在差异，他指出，香港有人把除外交、国防外的所有权利都视为中央的“剩余权力”，这忽略了《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的本质特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

他还表示，中央对香港回归后落实“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预计不足，如没有及时处理去殖民化和国民教育工作，但他认为，今后仍需坚持“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国两制”。

香港政治事件频生　“一国两制”出问题了吗？

饶戈平表示，此次宣誓风波所折射出来的“一国两制”的问题，让很多人不禁有以下的疑惑：“一国两制”给了香港这么大的宽容和优惠，为什么香港回归以后这19年以来，我们听到的消息不是越来越好的消息，更多是坏的消息?“一国两制”到底进行的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一国两制”基本法本身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不要把“一国两制”当成一个政治术语、政治口号来看待，而要将其视为我们国家在特定时期治国方式的一种探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方案。“因为一国一制是常态，186个国家惟有中国搞‘一国两制’”，他认为，以宪法来保障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制的我们看不到第二个国家。因此，这对香港来说史无前例，对中国领导人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要管制一个资本主义的地区，一个社会主义宪法要容忍一个资本主义的存在，要让两制并存共同发展，这种面貌、这种理想能不能够实现?”饶戈平说，我们对“一国两制”本身的认识，不管对内地甚至包括中央，更不用说香港，都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差异，“特别在香港被另外诠释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国两制’，喊基本法，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

“一国两制”既有理想主义　又有实用主义

他介绍，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香港50万人大游行后，中央领导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提出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这表明我们的领导者对于“一国两制”认识的深化。他认为，这些事件提醒他们，“一国两制”远不如我们设想的理想程度，实际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

饶戈平表示，“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处理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的政策，它从构想到国策，再到被写入法律，希望通过这种政策能达到两个方面效果：第一，在解决方式上应该符合国家最大的利益，　“一国两制”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和领土历史遗留问题。第二，在回归后的治理方式上体现在宪法31条的规定，可以实现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一国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国家主权的原则，强调统一的中国，强调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制是强调两种不同的制度能够和平的存在和发展。

“让冷战时期斗了五十多年两种制度变成和平共处，邓小平说我们把国际法中的和平共处原则用在国内，这种期待和设想，是当时解决问题最现实最明智的政治选择，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是成立的”，饶戈平认为，因为这种处理是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化，既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也带理想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