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治港　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预计不足

他认为，老一辈领导人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把失地收回来，所以用这个方针收回失地，对于回归以后如何治理，他们的大致的设想就体现在《基本法》上，“你们按照我设想的、安排的往下做就行了”。但他指出，从现在看来，我们对于回归以后产生的问题预计不足，对于“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结构性矛盾，以及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认识不足的。他举例，回归以后全国各地有很多研究港澳的机构都受命撤销、合并了，感觉香港回归了“一国两制”似乎大功告成了，香港就让它自己去管就行了，似乎看不到国家的作用，让香港自行去管理。

“香港一夜之间换了一面旗帜，他就认同这个国家了吗?”，饶戈平指出，回归后对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做非常明晰的考虑，故他认为，在中央的工作中如何全面准确的正确认识“一国两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

“至于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更大一些”，饶戈平表示，有人说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香港是不是太偏向强调后两句了，有些人所期待的“港人治港”似乎是一个不存在前提和基础的“港人治港”，他们讲的“高度自治”是没有限制的的“高度自治”。他认为，泛民的政治主张是希望能达成一个政治实体的完全自治，“就是他们的祖师爷英国人所教唆的”。他指出，彭定康任内搞“突击民主”深深熏陶了泛民。

误解基本法　忽略中央对特首任命权

此外，关于“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饶戈平指出，香港社会有人理解，中央的权力只限于外交和国防，“剩下来”都是我们的。“有一批大律师，有一些法律学者，谈到香港和中央权力的关系的时候，甚至把联邦性的剩余权力理论运用到香港，以为基本法不加以禁止的都是我们所认可的”，而事实上《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用列举的方式阐明香港在哪些问题上面拥有自治权。因此，在这样的误解下，他们忽略了中央对特首的任命权。

他介绍，针对殖民时期港督是由英国委派的情况，为了体现高度自治，《基本法》规定中央不派人治理香港，允许香港领导者从本地产生。但他强调，这其中有一个中央任命的过程，所以香港特首选举是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这个模式包括了普选的模式。“这一点被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承诺，违反所谓国际标准，这个是完全媒体所宣传的结果”，他说。

而在更深层次，饶戈平分析，在香港社会和政治生态并没有因为回归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他指出，香港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基本上是维持现状，法律制度也基本保持下来，我们没有及时进行国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特区政府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处理，因而中央在落实对香港的管治上留下了很多的漏洞。他表示，各方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之间存在差距、“一国两制”的原意与其实施情况之间也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到最后形成了某种对立，香港社会历史上存在的“反共拒中”倾向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得到根本的改变。

中央管治与地方自治　一组天然的矛盾

谈及“一国两制”深层次的矛盾，饶戈平表示，我们只看到“一国两制”我们期待的好的一面，却忽略了矛盾。他指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地区，甚至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作为一个渔村的香港，对朝代的更替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印象。经过155年的殖民管制，香港对中国的归属感是单薄了，回归以后他们从曾经的优越感、恐惧感到现在的抗拒，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变得很突出。

“两制之间的矛盾，两制之间的差异，远不是50年可以解决的”。饶戈平说，我们当时定下“50年不变”主要是用于稳定香港人心，当时也预计2047年内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和香港的差距会减小。但他认为，从现在看，即使“一国两制”实施得顺利的话，2047年两地的差距已经减少到一种可以融合的程度还恐怕过于乐观。

饶戈平指出，中央管治和地方自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天然的矛盾，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的我们的前任，不能责怪我们的前任，更不能因为现在的误差去质疑‘一国两制’”，他认为不应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念和坚持。

保证“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中央要发挥更大作用

他表示，“一国两制”的实施更加需要中央发挥作用，“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也是第一责任人，尤其有必要站再一个历史的高度来认识看待‘一国两制”。他认为中央坚定不移的坚持“一国两制”，同时要全面、准确地实施，保证不走样、不变形，这个立场是很坚定的。他指出，中央应该对“一国两制”实施19年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总结和反思，既要充分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新手我们的承诺，也要充分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利，“硬得要硬，软得要软”。

饶戈平认为，我们面对与解决的不是质疑和拷问的“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如何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一国两制’提出者已经过世了，对于后来的人，如何坚持这个基本国策，丰富它的构想和实践”，饶戈平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