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德才兼备，早年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监察委员等职务，还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一同创办《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虽然如此，但他十分谦虚。

1909年，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历史、地理教员，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同事沈尹默的书法，便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书法：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其俗在骨。陈独秀批评沈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体现了他自己在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末由尊帖转而尊碑的风尚是一致的。

沈尹默听了，起初虽然有些刺耳，觉得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初次见面，竟然把我的书法批评得一文不值。不过，他转而又想，自己的字确实很平常。他谦虚地对陈独秀说出自己的不足：“我的字受了南京仇继恒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今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原以为沈尹默不能接受自己的批评，他闻过则喜的态度，让其十分赏识，于是乘兴和他谈起书法。他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书法指出了尖锐的批评，令沈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从此，沈尹默更加勤奋地学习书法，每天大清早起来，肘腕并起地执着笔，在方尺大的毛边纸上练字，先临摹汉碑，再转临写六朝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十几年如一日，直到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才开始学写行书。

后来，由于沈尹默书法成就斐然，受蔡元培委托，他主持了北京大学的书法研究会。沈尹默不计前嫌，他进入北大后，把陈独秀推荐给了校长蔡元培。

但有意思的是，陈独秀一直到临终前也不怎么认可沈尹默的书法，认为他的书法本质上仍然是“俗在骨”，不如唐代书法家。1941年，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件中说：“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其，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米芾)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欧阳询、褚遂良)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字，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沈尹默的书法，有格调，讲求矩度，功力深湛，气度娴雅，名闻天下，除了陈独秀说他“其俗入骨”，几乎再无呛声。但沈尹默对陈独秀的评论，却认为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

沈尹默虽然是大书法家，被人赞誉为“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但他不矜己长，从不以大师自居。当有人称呼他“大师”的时候，他会连连发声制止，说自己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一次，《申报》记者来到他家采访，一看到他，记者们便高呼“沈大师好!”沈尹默说：“对不起，这里没有‘沈大师’，你们走错门了。”他接着解释说，韩愈在《师说》中认为当别人的老师已经很困难了，怎么能自称大师呢?孔子死了之后很久才被人称为先师;王羲之生前也从来没有被人称为大师，我们怎么能随便自称“大师”?《申报》记者听后既敬佩又感动，便写了一篇报道《沈尹默拒称“书法大师”》。

沈尹默的品德、风度，比他同时代的文人高很多。他若广收门徒，不难成为书家一霸。这在当时的书法家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即足见其品德之高。

沈尹默先生的风度可概括为八个字：闻过则喜，不矜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