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小型公立医院需引入资本才能生存，财务吃紧的地方政府、国企也迫切想甩掉一些包袱。在这个窗口期，投资人需要搭建起更加成熟的投资和管理团队。

《财经》记者 曹凯/文 王小/编辑

作为资深的投资人，徐大卫在密集跟踪医院项目一年多后，果断抽身离开，转而关注消费升级概念的投资项目。他的选择并不偶然，在2013年前后积极涌入医疗行业的投资人，正在逐渐分化：有人坚持，有人选择果断退出。

2016年8月，全国公立医院数量比上年同期减少474家，月均减少近40家。预估2016年中国公立医院数量减少应在600家左右。而此前五年，公立医院年均减少156家左右。

这意味着，2013年以来，中国再次出现医院改制并购的小高潮。

过去十年，大型公立医院越来越强势，部分中小型医院吃不饱。难以承担重负的地方政府和国企，想甩掉这部分包袱，引入资本改制。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改革有一个呼声，引入民营资本，提升整个医疗服务系统的效率。可是，资本在公立医院改制的呼声迭起时，因医院内部利益纠葛、拉锯式谈判等所累，使部分投资人逐渐失去了耐心。

大量并购项目分散

敏锐的投资人，如徐大卫三年前嗅到了新政信息，一边要求每个县原则上保留一到两家公立医院，一边中央政府还在催促国企将企业医院社会化，甩掉包袱。

这些信息让徐大卫很兴奋，他盯上了公立医院改制收购，找到同样感兴趣的尉昕，尉昕当时也捕捉到了市场信号，在北京注册了投资公司。

尉昕家族赶上前一轮医院改制热潮的好时机。在2005年前后的那轮国企改革中，企事业单位拥有的大量医院，纷纷改制为民营医院。2005年国企医院(含少量军队医院)数量多达5600多家，经此一役，在2010年前后减少将近三成。

当时，尉昕的父亲在陕西、四川成功改制多家企业医院。医院在尉昕家族的经营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管理团队和医生团队，可以给尉昕投资并购医院提供支撑。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他们到处寻找有意改制或出售的医院，在诸多竞争者中，徐大卫和尉昕的组合算得上专业，他们甚至一度打算成立一个基金来专门进行投资。

当然，他们也遭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一些上市公司宣称，要收购几十家到上百家公立医院。上市企业纷纷成立医院并购事业部，大量投资机构开始跟进，在市场上寻找医院并购标的。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提议政府改制全国剩下的3000多家企业医院。他的提议，在2016年初见端倪，公立医院数量断崖式减少。这和最近两三年间，在资本的密集跟踪下，改制项目落地量陡增有关。

在抢手的医院被资本围追时，徐大卫和尉昕也密集调研第一轮改制中实行集体持股的企业医院。与新兴的科技企业员工持股不同，国企员工集体持股过分强调公平性，由于集体持股，产生集体决议。“决策机制混乱，医院日常经营中的小额采购，有时都可能久拖不下，无人拍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对《财经》记者说。

在医疗市场十年黄金发展期，这类医院收入规模有所增长，但人员流失严重，硬件水平也跟不上，反而在医疗市场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尉昕在湖北做成了一单，收购一家员工集体持股的国企医院。这家改制多年的国企医院，不仅员工流失严重。流失的员工在离开时，还每人都要拿走一笔股金，实际上也是拿走了医院发展基金。这家医院面临被降级的风险，医院管理者很焦虑。

当尉昕听到这个消息后，通过中间人联系撮合，找到这家医院院长协商收购。对尉昕而言，尽管员工有流失，但是核心医生团队还稳定，股权也逐渐集中，远比新建运营一家同等规模的医院要容易。而且，医院不仅有医保定点资格，还有国企员工补充医疗福利固定投入，收入其实也有一定保障。经过半年的游说，院方终于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尉昕完成了控股收购。

医院正在进行扩建，要将床位规模做大，人员也要扩张，希望把康复护理业务发展起来。尉昕相信，医院未来会止血恢复。

华夏基金经理陈斌向《财经》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8月间，国内上市企业披露的医疗服务项目达52个。仅2015年披露的20个并购项目就涉及金额125.5亿元，预计2016年将会再创新高。

相比2016年公立医院改制的数量，陈斌提供的市场披露医院并购数目则显得太少。这意味着，大量并购项目并未完全公开，属于分散化甚至隐蔽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