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都有了，原来的朴实却找不到了”

河南郑州市郊区某村庄正在发生巨变。随着村子周围环绕的槐树林被成片砍掉，沟壑被填为平地，一座座工厂、一片片人工湖、一栋栋公寓楼建得离村子越来越近——城镇化与“造城运动”，迅速让这个村子面临“农民上楼”的选择。

在两三年间，村中家家户户都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存款，有人忙着继续“种房”，有人还没学会开车就先买回小汽车，也有人为了钱款的使用分配、投资收益等与家人、朋友、乡邻们爆发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利益面前，以往几十年积累的情感似乎可以在一夜间蒸发溃散。村民高大爷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抛弃了吃苦耐劳的妻子，在外做生意时找“小三”生了儿子，但高大爷坚决不允许儿子与儿媳妇离婚，一方面是同情儿媳妇，另一方面也不愿因为离婚导致家庭人口减少，进而在补偿方面有损失;但出于对儿子的“偏袒”，高大爷也无意惩罚儿子与“外面的儿媳妇”，时不时也会去探望一下“外面的”孙子……

若在十几年前，高大爷断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家里这“混乱的关系”。然而也就是这一两年间，村人似乎都知道了他家的事，高大爷也不再避讳，还会把小孙子带回村里玩耍。“既然已无力管控儿子，不如索性接受事实。”在年近70岁、看似传统的高大爷眼中，这个事情反而已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公开之后并无村民对其施加道德谴责，主流舆论似乎“不以为耻”。

兰念瑛听到更多的是，农村如今没了和谐，涉及经济纠纷的越来越多，根本没有父母之心、兄弟之情。“我50多岁，以前从来没听说，现在子女居然和父母闹到公堂上去，有点不可想象。”

“对外乡人，感情更是淡薄了。”兰念瑛说，“新闻里播村民在交通事故中哄抢橘子苹果，看到不太能理解。人家已经落难了，你还去落井下石。至于‘造假村’、‘贩毒村’、‘种毒菜’更是不可理喻。”

无疑，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在激发人们竞争、效率等观念意识的同时，也携带着物化及功利意识向道德发起挑战，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道德问题由此产生。

“改革开放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国家、集体的意识淡薄了。”记者在农村采访时，听到不少农民这样直言，现在村里搞公益事业比较难，村民没有集体意识。老百姓以前做义务工，投工投劳，现在一盘散沙，都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家如何发家致富，而非乡村的公共利益，对于集体的一些问题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轻易评价，避免“得罪人”或者闹出“不愉快”。

城镇化冲击下，乡村道德徘徊歧路

无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农村格局正在破裂、重构。当前，乡村道德面临传承和更新的大变局。记者在浙江不少农村地区调查发现，随着城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开发，征迁补偿给农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积累，不少农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者变成有财产性收入的房东、股东。

很多农民一下子暴富，“食利者”现象滋生。在这里，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乡村邻里状态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一些人每天聚众打麻将甚至赌博。

另一方面，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使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变，但不少农民还保持着落后的观念，许多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在一些高楼林立、与城市小区别无二致的农村社区，许多不和谐现象仍在发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占卜、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聚众赌博、邪教和非法传教等有抬头迹象。

例如，在讲究奢侈、排场的殡葬风俗上，一些人的迷信思想、相互攀比之风迎合当下的炫富之风，并没有破除，反而愈演愈烈。半月谈记者在三峡重庆库区、渝东南地区采访发现，某县内竟有上千座活人墓、豪华墓等，当地有的农村非法活人墓不仅占地面积大，修建也很豪华、讲排场。在这些地方，农村传统的孝悌文化正在被物质异化。

对于农村的新生代来说，城镇化带来的道德观念冲击更为深刻。在同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青年男女聊天时，记者深深感到，他们并不甘心和父辈一样在家侍弄黄土地。进入城市，城市以陌生人为基础的人际交流方式，正在动摇他们一直以来以熟人为基础的价值观。

一些年轻的头脑在城市浸染几年，逐渐改变在乡村建立起来的本分、善良等传统品质，越来越远离乡村和传统道德的约束。与此同时，一些不道德行为往往具有示范效应，此时乡邻、家庭之间的“道德舆论”虽谴责他们，却已失去了实在的约束力，可谓“于事无补”。

杨慧芝说，春节期间，她曾劝导一些年轻人要善良。这些年轻人却说，他们在外面打工遇见的那些老板也没有什么善良可言。甚至对个别人而言，他们犯了错误、伤害了别人，只要没触犯法律都是“小事”，“因为没人看得见、管得着”。一转身他们就消失在人海，或许连自责都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