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编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创新中国》，其中收录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归精英，却几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争议，比如你放了孙中山、周恩来，放不放蒋介石?”王辉耀说。

但在现实中，“海归”官员一直是中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群体。从20世纪初孙中山等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海归官员在中国已几经变迁。如今，像杨洁篪、周济等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国“海归”官员的数量却有下降趋势。前不久，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一届欧美同学会领导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在中国愈发融入世界的趋势下，“海归”如何能回到体制内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们成为官员?

1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海外正式学位

为了解当下中国政坛海归官员现状，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集官方媒体报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履历。其中包括68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101位正省部级官员——他们是国务院系统内各部委以及31个省份的党政负责人。

统计显示，169名官员中有留学经历者为31人，占18%。其中在国外取得正式学位的有15人，占总数的9%。这15人中，有11位是国家领导人，包括10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领导人中，有留学背景的极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

根据统计，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国外学习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总数的12%。除取得正式学位的15人外，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国外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

除山东省长郭树清出国具体时间不详以外，共有6位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江西省长鹿心社。不过，他们的海外进修时间都在一年以下。

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题多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年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曾培训过大批中共高级官员。1998年，在时任中组部领导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此后，大量中国高级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官方履历显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出国花那么多钱，当公务员不划算”

目前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另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

当下中国有海归背景的官员趋向第一类。困扰中国海归人员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