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小姚(化名)就有类似遭遇。小姚出国前曾经在计生系统实习过，从英国回国后，她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工作，“通过了考试，还顺利地解决了北京市户口”。

基金会只是事业单位，由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调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个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写稿子。”小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还属于基金会的事业编制，若想转入公务员体系，必须在原基金会熬到副处级以上。为了尽早解决编制问题，2013年底，小姚参加了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小姚说，像她这样的海归，习惯了做雅思考试那种直来直去的逻辑，“完全适应不了国情，很难通过考试”。

一些进入体制内的高层官员，多经由“特殊渠道”进入。2001年2月，中国政府委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曾回忆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当时很惊奇，“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的信任”。

2010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处级干部张翔(化名)也没有经过考试。张翔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领导很赏识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国，就回来进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是直接进去的，“他们启用了绿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招进来，这样职务安排上弹性也大。”

2011年，王辉耀曾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联合会做过一个调查，对30位中国籍毕业生的去向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显示，过去4年，学院的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后，除非入学前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被派遣培养，至今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跟小孩一块考试是我不能接受的。”张翔觉得，让一个三十好几的人参加考公务员考试“很荒谬”。张翔有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了硕士，回国后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的公务员考试。张翔很不理解，“在德国花那么多钱读书，回来又从很低的行政职务干起，没什么意思。”

对于大多数学成归国的“海归”来说，外资企业毫无疑问是就业首选。根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是影响高端人才流动的三大因素。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会选择进入外企就业，其他就业单位依次为本土创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是最末选项。

对于进入“体制内”的海归来说，薪酬显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一位海归在一家中国500强公司做到了副总裁，“因为特别擅长交通管理专业，他希望能参与北京交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位副总裁对王辉耀说，“我可以不拿工资，只干一届五年就退。”

国家人社部一位80后海归，在国内最顶尖的协和医科大学本硕连读后，又到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考取了人社部公务员。“她家里条件不错，进入体制内主要是希望稳定。”她的一位同事说，“对家里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出国读书花那么多钱，回国当公务员不划算。”

没明显限制也没有格外照顾

从新加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产生机制看，官员并非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一些重要职位人选往往先由社会培养，当其成熟和优秀后再吸收到政府。王辉耀认为：“好处是避免官员在政府中待太久而产生惰性。”

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海归没有明显限制，但也没有格外照顾。小姚举例说，“比如卫生计生委国际合作司欧美处要招一个公务员，不会写留学经历优先，只会要求英语专业毕业。”对像小姚这样从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来说，英语读写能力已经毫无问题，“但我专业是社会学，不是英语专业，所以不能去报这样的岗位。”

大多数公务员岗位还要求报名者必须是中共党员，这也让大多数海归望而却步。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说：统战部干部基本没有海归，“因为我们这里全部是中共党员”。

“我们党政机关也有海归，多数都是从高校领导岗位转过来的。”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这位组织部官员介绍，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并无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问题。李淼一直想出国读书，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冲突问题。前几天他向学校国关学院一位副院长请教，“学民族冲突问题回来能不能进入民委等机构工作?”副院长说，“不行，经济或者商务部门还好，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肯定不好进。”

经济领域的确是海归加入体制内的方向，这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简晶晶2005年从英国花旗银行辞职，回国加盟中国一家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融领域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按市场标准去做事，“比如说我做一笔贷款的评估，要考虑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国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相比较在英国花旗银行工作时的稳定，简晶晶觉得在中国最直接的感受是——变化，“你要对英国人说变化，他会告诉你，我家门口的牌子变了个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变化。”回国进入金融监管部门，简晶晶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市场，你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能推动市场的变化。这是在任何国家没有办法体验和学习的。”

“海归从政在国外可能是趋势，但对于中国来说，取决于是走国际化道路还是走中国道路。”一位研究海归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商院、经济学院的海归老师多，外籍教师也多。但是，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是大量招国内的博士。”

长期关注海归问题的王辉耀有个想法，既然海归直接进入政府比较难，那可以放宽海归进入到其他类机构的角色，“比如进入人大、政协，可以给政府提建议，发挥智力优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