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的农民工很少企业缴社保”

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是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职员。自称来自“农民工”群体，近日也在关注劳动合同法修改的消息。

她说，目前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情况是，正规公司都会按规定缴纳保险金，但是打零工的几乎没有企业缴纳社保。

例如在建筑行业内，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张晓庆说，其直接后果是这部分人群很难享受工伤保险，“在这个领域内的保障基本还是空白”。

她认为，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则应当明确，农民工出来打工要有正常的合同制，如果雇佣农民工半年或者1年以上，企业必须给购买各种保险，“只要有商务登记的公司，都必须这么做”。

政府部门还应加强监管。一是监管企业缴纳保险情况;二是监督农民工缴纳情况。“有的农民工喜欢多拿钱，缴纳保险意识不足。”

张晓庆认为，还应明确要求工资增长要跟上经济发展水平。现在物价太高，工资一年涨几十块钱根本跟不上生活水平的变化，所以建议农民工工资逐年增长的比例要大一些，“福利待遇好了，我们也更有干劲”。 新京报记者 黄颖

实习生 郭锰

“政府可适当承担部分五险一金”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认为，从责任角度来看，目前的劳动合同法没有问题，因为合同是双方的契约;但从经济负担和企业用工成本角度讲，目前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朱建民表示，现在企业的用工成本一是税高、二是费高。目前五险一金是由员工和企业各支付一部分，政府并不承担，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总体而言，目前存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企业用工成本较高的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本身的问题。”朱建民说，国家财政也有责任解决职工的社保费用，不应该只是由职工和企业承担。目前，处在经济机构调整期，企业经营也面临困难。因此当前，政府应该“出手”，减轻企业用工成本。但“减轻”的并非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而是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撑。否则，企业的用工成本就像滚雪球，越滚越亏最后可能就破产了，市场活力也会下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给企业减税降费，但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加大。”

朱建民建议，政府应承担一部分五险一金，这部分并非补贴给企业，而是补贴给职工。例如，企业工资支出中用于五险一金的35%费用，政府可以承担10%，企业承担20%，而职工承担5%。这种情况下，企业用工成本过高的现象就能化解，市场活力也会相应提高。 新京报记者 李婷婷

★案例

“劳动者仍处弱势地位”

刘畅(化名)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入行已有3年。这三年来，她的税后工资已经从4000多元涨到6000元，社保也会随着工资涨一些。

刘畅认为，工资刚性增长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准确，“物价也在上涨，但生活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花销仍比较紧张”。

对于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刘畅表示，出版行业对培训有硬性规定，所以每年都会有员工培训，“但培训课程的质量不高，对业务能力提升的帮助有限。”

此外，刘畅还介绍，现在公司的社保和公积金几乎都是按最低标准交的，按照目前公积金的缴纳水平，买房时不能按最高标准贷款。“我之前在的公司甚至只交三险一金。我觉得劳动者仍处于弱势群体，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刘畅说。

对于劳动合同法要修改，刘畅希望能够增加休息天数，“北京通勤成本真的太高，并希望条款能更考虑女性职工的特殊情况。”

“用人成本高没资金培训”

马晓辉是一家私企的老板，开公司已经十多年，公司20多名员工。马晓辉认为，现在员工社会保险的开支比较大，根据要求，缴纳的金额每年以8%-10%幅度递增，不仅必须要交还要每年增加，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

据马晓辉介绍，每个月公司要给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平均1000多元，员工的工资在五六千之间，人力成本占公司收益的至少50%以上。

在员工培训方面，马晓辉表示，由于目前人力成本已经很高，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到员工培训上。

马晓辉希望，能够尽快降低企业缴纳社保的比例，减少企业的人员开支，“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都在裁人。我的员工已经跟了很多年，所以现在宁可收益少点，没有降薪或裁员打算。” 新京报记者 沙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