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保留政策”几十年

印度社会对达利特人的遭遇并非视而不见。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贱民”民权领袖安贝德卡尔的大力倡导下，印度宪法不仅明文规定种姓歧视非法，还对“贱民”和边远部落实行“保留政策”，即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高等院校为其保留一定名额。由于这些族群被宪法附表列名，因而被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

《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走访时发现，这里对“列表种姓”的照顾比例相当大，可以说有近一半学生都是被照顾的“弱势阶层”，他们中有不少人家乡远在印度南方或东北部。这些学生共同的特点是勤奋好学。

记者在尼赫鲁大学有一位博士朋友，皮肤黝黑，信奉佛教。后来经人指点才知晓，这种长像“很印度”却信佛教的人很可能是达利特人，但他们很少提自己的出身，而是默默奋斗。

为摆脱受压迫的命运，不少达利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有统计称，印度近90%的佛教徒、1/3的锡克教徒、1/3的天主教徒及多数穆斯林都曾是“贱民”阶层。但整体看，改宗者仍是少数。

印度政府为达利特人出台了很多法律，比如1955年的《公民权利保护法》、1989年的“反暴行法案”等。2015年，“反暴行法案”修正案明确指出，达利特人有权使用公共设施，有权进入宗教朝拜场所，如有人故意干扰，将被认为违反“反暴行法案”。

几十年来，多方努力取得不小成效，尤其是“保留政策”在打破种姓制度造成的职业世袭，提高“贱民”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贱民”出身的杰出人物不断出现，在政坛，出现了两位总统，出现了首席大法官、议长。有“贱民女王”之称的玛雅瓦蒂曾四任人口最多的北方邦首席部长。

“贱民”受到的重视从这次总统选举即可看出。《印度快报》称，人民党主席宣布考文德为候选人时，15次提到他的种姓背景，国大党被迫也推出了达利特人候选人，“‘做达利特人’突然成了印度政治的一个美德。”

但在一些达利特人看来，选举一过，恐怕就无人继续关心他们的处境。而且，尽管达利特人在立法机构有一定比例席位，积极为他们说话的却不多，这些政客一方面受限于属于不同党派，另一方面对本党高种姓上级心存畏惧。

种姓——处于核心又讳莫如深

有印度学者认为，某种程度上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印度社会的核心，正因为其处在“核心”，表面上反而看不到它，它在暗中影响着这个社会的运行。种姓制度很复杂，它与肤色有关但又不绝对，它与职业相关但又不尽然。

《环球时报》记者有一次在新德里的医院看病，遇到一位白皮肤、谈吐儒雅的医生，看他签名是姓沙尔玛，基本可以确定是婆罗门。但印度当代也有底层种姓的印度教徒举家皈依其他宗教甚至改姓的特例。有时候在工作场所，人们会有意识地淡化种姓痕迹，一些低种姓的人喜欢“隐姓埋名”，比如统统自称“库马尔”。《环球时报》记者曾打电话到印度外交部找一位此前见过的工作人员库马尔先生，结果电话那头传来笑声：我们办公室有十几位库马尔，您找哪一个?

种姓在印度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你问印度人，很多人会说种姓制度已经消亡，不存在种姓歧视。对于种姓阶序最底端的“贱民”的情况，许多人更是讳莫如深。《环球时报》记者最近就“贱民”问题采访数名印度人，其中包括两名印度记者和一名学者，都遭婉拒。

印度种姓问题的复杂，还体现在近些年屡屡爆发的“逆向歧视”骚乱上。去年初，哈里亚纳邦一个叫做“贾特”的高种姓族群强烈要求享受国家给予低种姓的政策优惠，示威者在全邦多地封锁道路，烧毁车辆建筑，破坏输水渠道，使首都地区上千万人面临水荒。

莫汉蒂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城市，“贱民”的处境要好很多，很多伟大的学者、作家、科学家、法官以及公务员都有“贱民”背景。但在农村，歧视还很常见。彻底消除种姓歧视是个缓慢过程，不是仅凭出台法律条文就能做到的，还需要创造其他相应条件，比如土地所有权、享有政策决定权等。

莫汉蒂认为，两位“贱民”总统的出现毫无疑问对“贱民”阶层是种激励，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但并不能给他们带去实惠。民主选举和“贱民”权利运动，为促进社会平等做出贡献，但要实现安贝德卡尔提出的“消除种姓”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