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树旗 耀邦扛枪

耀邦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坚决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转变政策的人。是“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政策才开始转变风向。

由于邓小平曾被定性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其实，事件发生时，他已经跟外界失去联系了)，“文革”刚一结束，恢复他的工作很难。再加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用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

当时，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久，他恢复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职务。他主动提出，在政府系统内，他分管教育、科学。他愿意给这些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1977年夏季，他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开始讲知识分子政策转弯。

因为他是军委副主席，就首先在军队内部讲，接着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人才从哪里来?“文革”十年教育荒废了，怎么办?小平就想恢复高考。他打的旗号是教育改革、招生制度改革。过去，上大学就是在工农兵当中推荐，不少人是“走后门”上大学，招生质量很差。但是，当时要恢复高考阻力很大，必须突破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份《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主席画了圈的。所以，教育部一直死守这一条不敢动。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当政文部主任，迟浩田名义上是报社“二把手”，实际是“一把手”。他跟我讲，现在小平管教育，你们政文部成立一个科教组，专门跑小平这边。于是，科教组就成立了。1977年夏天，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我们就派了两个老记者——王惠平和穆扬，去参加这个会。他们俩在会上采访了六位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老人”，把当年“四人帮”如何炮制《纪要》的过程，写了一个内参。当天晚上送过来之后，我一看非常重要，就送给胡绩伟。他一看，也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就编成了特刊《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马上送给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拿到这份材料，当晚就找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然后，邓小平批驳了“两个估计”，说它是不符合实情的，再次提出教育改革，恢复高考。他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推翻“两个估计”之后，马上改革招生制度。但是，这个时候，高考和招生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改成了1978年春季招生，算作1977年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