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未来

邓小平一不做，二不休，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讲话中，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点一提出来，引起很大反响，把知识分子的热血都鼓动起来了。

4月22日，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又去讲知识分子政策。但是，党内认识仍没有统一。就在这时，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时，胡耀邦也开始走到政治前台，担任中组部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就是给老干部平反，然后再给“右派”摘帽，最后给民族工商业者和所谓的“地富反坏”摘帽。落实干部政策还比较容易，但为“右派”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尽管邓小平提出了新的论断，但是，党内还有好多人转不过弯来，固执地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只能是“团结、教育、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落实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扭转党内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胡耀邦才分别于1978年10月和11月，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也才有了这篇文章。

耀邦通过两次座谈会，解开了转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结”，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转变政策的根据，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30年的教育，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自己人。所以，当前应该采取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时，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57年打的50多万右派，基本上一风吹了。有人一看平反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就问他，“耀邦同志，搞出这么多，动静太大了!是不是太过了?”耀邦就说，“哦，当初你们划‘右派’的时候就没说这么多?没说怕?现在一平反就怕了?有多少给我平反多少!”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以后，全国掀起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很多地方就拿这篇文章作为政策依据，开展工作。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召开了40多天的理论务虚会，大家开始“放”。有的意见十分尖锐，也有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但是，被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遇到了新的阻力。

1980年开始批《苦恋》、批人道主义，这时候，党内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批，胡耀邦不主张批。他说，“文革”刚结束，千万不要再批了。因为他压着不批，那些“左”的人又开始不停地告他的状。

到了1983年，又要“清除精神污染”，把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都说成是“精神污染”，批了20多天。高层依然争得很厉害。万里不同意，说刚刚吃饱饭怎么又折腾人?方毅说，科技界不反“精神污染”。赵紫阳说，你们都搞反精神污染，我们的衣服卖给谁去?化妆品卖给谁去?胡耀邦坚决支持他们。

到了1984年“整党”时，耀邦说，整党不能再整人，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要端正自己的业务指导思想，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1986年年底，学潮出现。有人说党内一些知识分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开了个名单。耀邦拿着这个名单，始终压着，没有开除这些人的党籍。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胡耀邦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而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一直支持那些民主意识强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整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