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全国民企发展到近70万家，同年，中共“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新突破，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保育钧认为，既然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就要公有与非公有一视同仁、共同发展，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一起保护，“只有把私企的私有财产正当性写入法律，私营企业主才会有安全感，他们才会安心踏实地发展企业。”

1998年3月，保育钧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全国政协提案，明确提出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起保护。在当时，提案私产入宪仍需很大的勇气，果不其然，一些人拿提案作文章，结果提案没有被采纳。但保育钧并不死心，此后的2002年3月，保育钧以《健全财产法律制度，加强私有财产保护》为题，作为工商联团体提案，再次向全国政协提交，明确建议“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侵占或者破坏个人私有财产。”

终于，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保护合法私有财产。

此后，保育钧在其回忆录《我这四十年》中提到这段经历时说，“风口浪尖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喝了几口水，没淹死，没趴下，踉踉跄跄，过了一关又一关，总算站住了。”

20年为民企鸣不平

保育钧见证了这一变迁历程，有一些事件，他本身就是当事人。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需要观念和政策的双向改革，彻底摒弃对民企的偏见，为民企创造更公平的商业环境。

2008年，保育钧从全国工商联退休，当时，他已66岁，转而又担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此时，“保大炮”的威力不减反增，发声更加尖锐了。

8年前的一天，保育钧在位于朝阳区健翔山庄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按照国家对党政领导干部办公室面积的规定来看，他的办公室与其当时的身份有很大差距，屋内的办公桌基本占去了三分一的位置，剩下只能勉强放置一个书柜和一个沙发。本来约好14点的采访，最终由于他突如其来的事务被拖延到了16点。

“对不起了，各种事情需要处理，问题只要是涉及民企的，后面的时间都是你的。”保育钧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说话都很有底气。而采访中每每涉及到民企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时，保育钧总是掩饰不住激动的情绪，以至于，他不得已以站起来踱步的方式来平复自己的情绪，而他的观点，更是如大炮般向民企遭受的各种歧视轰炸。

据报道，保育钧一次在参加会时，后面坐着一众民营企业家，对面是国家某部委官员，以及一众国企领导。对话开始，对面说，“我们一直都很支持民企。”话音未落，保育钧立即把话堵了回去：”我最讨厌说假话空话。我们说点真话行不行?”

在2012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保育钧也曾为轰动一时的“吴英案”公开发表观点，“吴英案是银行机构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的结果，所以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判她死刑。”

此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说，这些旧事不搞清楚，民营企业家法律地位不能保证，打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旗号可能走偏。

保育钧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事情就是为民企争取平等的发展地位。”如今，保育钧辞世，民营企业失去了一尊“大将军炮”。